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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刚:走肾还是走心:出轨经济学的伦理学批判

时间:2020-05-07 16:40 点击:
  导言
 
  年年岁岁剧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从总裁蒋凡到演员罗志祥,吃瓜群众围观了一幕幕出轨闹剧。最近看到一篇博文:《出轨经济学:自命不凡,大意失金》,对出轨现象做了有趣的经济学分析。我们也不妨从伦理学的角度对此做一番解读批判。
 
一、出的是个什么“轨”?
 
  出轨的前提是要有“轨”,这个“轨”是什么?“出轨”一词在词典里没有录入,查百度,出轨指两个人脱离正常的道德准则去谋求非正当的感情、性的利益。显然,出轨之“轨”是指正常的道德准则,但对这样的定义,经济学人和伦理学人都不会满意。
 
  什么才叫“正常”的道德准则?道德的内涵已够模糊,再加上“正常”的定语,就更加云山雾罩。经济学人总有一股子谜之自信,他们认定经济分析是最有解释力的工具,可以对各种各样的人类行为作出一种统一的解释,当然“出轨”也不例外。于是他们举起了“效用”的利刃,剖开各种价值纠缠,要去揭示“出轨”的本来面目。当然,这是从消费者的角度去理解的经济学。人们的一切活动都以幸福为目的,幸福就是快乐,快乐就是效用,“效用”就可以解释人类在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选择行为,而边际效用递减是经济学用来说明消费者行为的一条重要规律。
 
  纳兰性德有诗曰: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凄美的诗句表达了冷冰冰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第一碗饭的香甜,第一次牵手的心动,第一次做爱的美妙,让人生发出“人生若只如初见”的感慨,而当吃了数碗饱了的时候;恋了几年右手摸左手的时候;做爱的人成了油腻男的时候,边际效用递减到零,聪明人就应知道适可而止了,寻求另一个“初见”成为理性的选择。据说,有一天,美国的第30任总统柯立芝和夫人去参观某个养鸡场,夫人看到公鸡与母鸡的追逐与交配,便好奇地问:“公鸡一天交配几次?”鸡场主答:“好几十次吧。”夫人有意大声说到:“不要忘记把这事告诉总统。”柯立芝总统听到了,转而问鸡场主人:“公鸡每次都和同一只母鸡交配吗?”“不同的母鸡。”总统得到鸡场主的回答后,也有意提高声音说:“请你把这事转告总统夫人。”这个趣闻不过是说明,在边际效用为零时,还在重复做着同一件事,是不理性的。性事也是如此,出轨便成自然,在这里,“轨”无外乎是边际效用为零的临界点。
  
  生活本是一团乱麻,经济学快刀斩乱麻,快则快矣,只可惜“效用”的快刀斩断了乱麻,同时也解构了生活的意义。
 
  伦理学人也不完全认同,出轨之“轨”是正常道德的说法,不过,这不是因为该说法太复杂,而是因为太简单。因为伦理学认定,对于性行为而言,有一种不同于一般社会道德的特殊道德要求,也就是性道德。曾经有种说法很流行,即:成人之间自愿的性行为是正当的。譬如,“一夜情”是正当的,卖淫嫖娼是正当的,甚至乱伦都是正当的。只要没有欺诈胁迫,没有暴力伤害,那么,这种给彼此带来快乐的行为,何乐不为?经济学人无疑支持这一点。但伦理学依然认为这种行为是不道德的,因为它违背了性道德,也就是这里的“轨”。
 
  性道德是什么?一个是“爱”,一个是“忠贞”。
 
  第一,“爱”作为性行为的特殊道德要求,根源于对完整人格的追求。据说,柏拉图在《会饮篇》中所描绘的那个夜晚,是雅典文明最璀璨的一夜。这个夜晚讨论的主题就是“爱欲”。阿里斯托芬说,以前有种阴阳人,球状,能量巨大,且存有造反的非分之想,于是愤怒的神将他们劈成两半,从此以后,人人都总是寻求自己的另一半,因为每个人都渴望和追求那原初的完整,这就是所谓爱欲。
 
  这则寓言是深刻的,它意味着通过性爱合为一体,是对完整的渴望和追求。男女两性各有自己的生理特征,他们通过性而得到生理上的肯定;男女两性各有自己的心理特征,女为悦己者容,花为知己者香,女人的娇媚和男性的刚毅在性爱中得以充分绽放。
 
  无疑,两性的结合就是通过做爱。这个词特别值得玩味,“做”是***,***使得两性在肉体上合为一体,但这是不够的,因为***的对象是可以替代的,可替代的双方不能真正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举个例子,一台机器上的零件是可以替换的,所以,零件和机器之间的关系是外在的关系,而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与此不同,人身上的胳膊腿等器官是不可以替代的,即便器官移植,也要终生服用抗排异的药,所以,器官与身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同理,两个异性要合为一个有机整体,在“性”之外,还得加一个字,那就是“爱”,爱是排他和唯一的。唯一的男性爱着并与唯一的女性相结合,对方都是不可替代的另一半,从而达至人格的完整性。可见,性爱结合是一种特殊的性道德。
 
  第二,“忠贞”的性道德则另有其社会根源。费孝通先生在他的《生育制度》中,把这个道理讲得透彻。人是社会的存在,人要健全的生活,就要有完整的社会结构,完整的社会结构需要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口,而人总要死的,那么填补空缺的人从何而来呢?动物的种族绵延可以依靠本能,但在人这里,诉诸于自然和本能是没用的。因为人类可以只有性爱,而不必生殖,有了生殖,也不必抚育。所以,只有用超越于本能的文化力量来连接这个从生殖到抚育的连环,用社会的力量保证生出来的孩子可以受到抚育。漫长的历史试错表明,只有一对父母才最有利于后代的抚育,由此,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就确立了。婚姻成了性行为发生的唯一通行证。为了配合和巩固这种婚姻制度,男子另觅他欢、女子红杏出墙是不道德的观念就形成了,这就是“忠贞”。
 
  可见,出轨之“轨”,在伦理学这里,就是“爱”与“忠贞”的性道德。这个“轨”是不可用“效用”的计算而动摇和突破的。
 
  当然,伦理学的麻烦在于“双轨制”的可能。当爱与忠贞是一致时,当然好办,但它们却难免冲突,忠贞要求跟妻子上床,爱要求跟爱的人上床,可是,当你的所爱并非是妻子的时候,怎么办?在各种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无数个这样的桥段,这里的道德困惑,也是生活的真相。
 
二、出轨难道是婚姻的错? 
 
  经济学家几乎认为出轨是必然的。为什么?
 
  一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在一个自由竞争且信息完全的婚姻市场上,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最佳伴侣。但现实是,你喜欢的不喜欢你,喜欢你的你又不喜欢,茫茫人海,由于搜索信息的成本太高,我们难以觅得合适的交易对象。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有个侄子,说是要为女友放弃事业,远走他乡,因为女友是他一生的最爱。弗里德曼回信说:你可以做自己的决定,但认为是你一生唯一最爱的话。我以一位统计学家的身份告诉你,世上两个唯一相爱的人,相遇的机会是零,有限的生命不可能遇见对方。
 
  二是因为交易限购。Ashley Madison(编者注:一家专门为已婚人士提供交友、约会服务的社交网站)创始人有句名言:破坏家庭的是一夫一妻制,并非婚外情。为什么呢?因为一夫一妻制是婚姻市场上的限购制,尤其是对富人、美人以及爱情优胜者的限购。这场交易一旦被限购,自由配置就是不充分的。大学者大法官波斯纳就说:一夫一妻制实际上是一种对成功男人的限购政策,它的效果是财富转移。它让女人的选择范围减少了,让成功的、更有吸引力的男人的选择减少了,而让那些年纪较轻、收入较低的男人处境变好了。它把女人从比较有钱的男人手上转到比较没钱的男人手上;从比较少的人手上,转到比较多的人手上。这就是一夫一妻制的实际效果。如今的婚姻制度就跟买房一样,都是限购的。但 “限购政策”一定会导致地下交易,就像房地产市场上出现小产权一样,“小三”、“二奶”也是婚姻限购制的必然产物。
 
  三是市场失灵。恋爱时期的如胶似漆,彼此取悦,不只取决于感情,更出于竞争的需要。为了让自己备受青睐,彼此使出浑身解数,像孔雀开屏一样,吸引对方,而一旦“交易”落锤,牵手婚姻,就告别了爱情的自由市场,拿到了准入的壁垒——结婚证,由于限制了其他竞争者的进入,垄断的弊病就出现了。那些恋爱时期的甜言蜜语没有了,烛光晚宴取消了,做爱的激情消失了,油腻男出现了,“婚姻是爱情的坟墓”的预言自然也会应验。
 
  总之,信息失真,交易限购,市场失灵,决定了爱情与婚姻可能就是一次资源错配,出轨不过是对爱情资源错配的一种矫正机制。
 
  对于经济学的振振有词,伦理学怎么看?
 
  伦理学认为,婚姻是以永久的共同生活为目的的两性结合关系。其特点是:
 
  (1)全面的结合。共同生活包括了共同的经济生活、精神生活和性生活,因此,婚姻家庭的结合是全面的结合,既有生理上的结合,也有经济上的同居共财,还有精神观念上的共享。
 
  (2)长久的结合。婚姻的目的是找到携手一辈子的伴侣。身体上的生老病死,社会上的起落沉浮,精神上的变化成长,在生命历程的每一阶段,彼此都是见证者、参与者和塑造者。
 
  (3)社会的结合。婚姻是两个人的结合,也是两个家庭的结合,还有着更广更远的社会关系牵扯其中。同时,结婚生子又会产生新的家庭关系。
  
  由此可见,婚姻的实质不是一场交易,伴侣也不是一件商品,出轨更不是市场失灵的矫正机制。
 
  伦理学认为:第一,信息失真是难以避免的,问题是我们要寻觅的对象是伴侣,而不是商品,不是物。商品的信息是外在的,譬如手机的颜色、性能、价格等,而寻觅共同生活的伴侣,则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信息,有外在的信息,如长相、健康状况等身体的信息,也有内在的信息,如 “三观”等精神世界的信息,还有七大姑八大姨的社会交往的信息,等等。俗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要了解内在信息,就要有与了解商品信息不同的途径和方法,我们常说的情商就是了解这种信息的能力。换言之,寻求商品,智商足矣,寻觅伴侣,必需情商。事实上,爱本身就是一种认识人的途径。同样的一个人,爱与不爱,你所看到的就不是同一个人,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换言之,不是说只有知道了一切才会去爱,而是只有爱才会知道一切。
 
  第二,不是交易限购的问题,而是非卖品不上市交易的问题。这是因为性与爱都是非卖品。生活中有些美好的东西是不能标价、不能上市、不能交易的。性与爱就是这样的东西。爱德华八世因为爱美人不爱江山而闻名世界。他想要迎娶辛普森夫人,但此举违反了英国王位与英国国教继承规定。当时,鲍德温首相为爱德华提供了三个选项:一是放弃结婚想法;二是迎娶辛普森,但会引起宪法风波;三是直接放弃王位。爱德华选择了放弃王位。1936年,爱德华八世发表声明:“我陷入了情网,我爱上了一个女人,没有这个女人的帮助,我无法履行英国国王的职责。” 江山与爱情哪个更重要?它们是无价的,不可比较,也不可交易。
 
  第三,市场失灵是必然的。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是实现人类绵延和家庭供养功能的最佳方式,所以,婚姻大事看似是私事,事实上是涉及到人类利益、民族存亡和社会安定的大事。就像国家要垄断涉及到国计民生的公共事业一样,也必须通过婚姻家庭制度的设计,用结婚证的形式,限制竞争者的闯入,避免带来家庭的不稳定。表面看,是婚姻中人的垄断,其实是国家的垄断。
 
三、如何才能不出轨?
 
  经济学主张经营婚姻。瞧瞧“经营”这词,多经济学啊。经营婚姻有两个方法:
 
  一是提高边际效用。也就是要想办法遏止婚姻边际效用的递减。而对抗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就要在性行为方式上要花样翻新,在夫妻交往中要开辟新天地,在精神世界有创造性的交流和沟通。有种说法叫七年之痒,其实是婚后边际效用递减的另一种说法。性是婚姻中的重要因素,性的边际效用递减也最明显。据说,一对夫妻性爱到达1000次左右,边际效用就会降到极低的水平。按照一周2-3次的频率,1000次运动约莫就是七年左右,合乎“七年之痒”的说法。当然,抵制效用递减更好的方式还是在生活中制造新鲜感,在思想上有更多的感通和碰撞。爱情与婚姻都需要“七十二变”,日子才会越过越有味道。
 
  二是增加出轨的成本。4月27日下午,阿里巴巴集团公布对天猫总裁蒋凡的调查处理结果。决定称:蒋凡在公司重要岗位上,因个人家庭问题处理不当,引发严重舆论危机,给公司声誉造成重大影响。决定对蒋凡作以下处分:1、取消阿里合伙人身份;2、 记过处分;3、 降级,职级从M7(集团高级副总裁)降级到M6(集团副总裁);4、 取消上一财年度所有奖励。这就是蒋凡出轨的成本。可见,要减少出轨,就要使得出轨成为一项高风险、高成本的行为。虽然法律在制止出轨的问题上,怕用劲过猛,殃及其他权益,所以显得缩手缩脚,但可以通过社会中间体以及社会舆论等方式,加大出轨的机会成本。对于一般家庭而言,夫妻双方共同财产越多,相处时间越长,养育子女花费的心血越多,为对方父母投入越多,沉没成本就越大,越容易抑制出轨。
 
  其实,经济学与伦理学有殊途同归之处。但经济学还是侧重于“术”,而伦理学更重于“道”。
 
  一是信赖。婚姻是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两性结合,因此,夫妻关系是最亲密的关系。他们有共享的最私密的信息,譬如,共同的秘密、身体的信息、性格上的弱点、难以启齿的共同记忆等等。他们还有彼此照料生活的最确定的期待。大家熟悉的结婚誓词就是这样的:我愿意她(他)成为我的妻子(丈夫),从今天开始相互拥有、相互扶持,无论是好是坏、富裕或贫穷、疾病还是健康都彼此相爱、珍惜,直到死亡才能将我们分开。而这些都取决于相互的信赖。彼此相信那些隐私信息只有彼此知道,如果有第三个人知道了,就会破坏信赖,婚姻就面临危机;彼此都相信无论面临什么样的天灾人祸,对方都不会弃你而去,如果失去了这种信赖,那么,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就是必然的结局。由此,信赖是守住婚姻的第一要素。
 
  二是共同成长。《玩偶之家》是易卜生的著名戏剧。娜拉热烈而真诚地爱着自己的丈夫海尔茂,而他不过是个虚伪自私的资产阶级市侩。当娜拉通过借据事件,看清了丈夫的本来面目,看清了自己的“泥娃娃”处境,毅然离开了这个“玩偶之家”。《玩偶之家》曾被比做“妇女解放运动的宣言书”。在这个宣言书里,娜拉向丈夫严正地宣称:“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那么,怎样才能成为“真正的人”呢?娜拉的答案是:“那是在你和我都发生变化之后”,因为,“那时我们俩的共同生活,就会像真正的夫妻生活了吧。”夫妻的共同生活包括了性生活、物质生活,也包括了精神生活,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家庭结构越来越简单,家庭规模越来越小,家庭的功能越来越少,共同的精神生活的比重却越来越高。两个精神世界同样丰盈的人,才能平等交流;才会心有灵犀,山鸣谷应;才会在片刻的凝视里,便有盈盈秋水、诗情画意。在这个世界里,效用递减规律失效了,而总效用的增长无边无涯。
 
  作者:曹刚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宣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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