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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访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陶德麟教授

时间:2020-05-26 17:44 点击:
  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2020年是恩格斯诞辰200周年和列宁诞辰150周年,纪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最好的方式就是不断学习继承和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指导下研究新问题,特别是中国社会发展中提出的新问题,并把这些问题上升到哲学的高度给以创造性的解释,从而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又成为当前哲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为此,倪素香对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陶德麟教授进行了访谈,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前提、原则以及旨归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前提
 
  倪素香:陶老师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采访。您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大家,一直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分离。进入新时代,我们需要继续结合中国实际,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陶德麟:今年既然是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我就先谈谈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关系,我认为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前提性问题。有的论者在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上做了大量的文章,而且做了几十年。这种文章在国内外可以说得上汗牛充栋。概括起来无非是认为只有马克思本人亲笔写的论著才是马克思主义,其他统统不算。
 
  有人认为恩格斯与马克思是有原则分歧的,并以此来歪曲马克思的思想。以哲学为例,有人说马克思是“实践本体论”和“人本主义”,而恩格斯是“物质本体论”和“物本主义”;恩格斯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简直就不是马克思主义;拿着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来观察处理中国的问题,怎么谈得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些观点只承认马克思一人写的论著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把马克思的毕生合作者恩格斯的论著排除在外,甚至把恩格斯说成马克思思想的歪曲者和篡改者,这是对历史事实的无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个人风格上当然是有区别的,他们的研究领域和战斗的具体任务有时也有必要的分工,但他们自合作以来在理论原则的问题上是从来没有分歧的。1844年写的《神圣家族》、1845年9月至1846年夏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848年写的《共产党宣言》等,都是他们两人合作的成果。这些著作算不算马克思主义?1845年马克思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由恩格斯1888年首次发表的,恩格斯认为这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1](P219)恩格斯的歪曲何在?有人把《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当成恩格斯与马克思“分歧”的“铁证”,然而《反杜林论》的全部原稿是恩格斯念给马克思听过的,而且经济学那一篇的第十章(《〈批判史〉论述》)还是马克思亲自写的。恩格斯指出,这部著作是“对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2](P383)马克思在1880年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即《反杜林论》的一部分)法文版写的前言还高度赞扬《反杜林论》“在德国社会主义者中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2](P743)哪里有什么“物质本体论”与“实践本体论”的“分歧”,“物本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分歧”?
 
  在事关无产阶级命运的严肃斗争中,在如此重大的理论问题上,如果马克思竟然赞同恩格斯发表歪曲自己思想的论著,还亲自参加写作,还给予高度评价,岂非天方夜谭?至于《自然辩证法》的写作,是恩格斯为了“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4](P385)而刻苦研究自然科学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部著作虽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没有发表,但恩格斯在1873年写信向马克思详细谈过它的计划和基本构思,在这里制造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分歧”是毫无根据的。
 
  倪素香:谢谢陶老师对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贡献问题上的正本清源,这对我们今年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意义非凡。那么,您认为如何在新时代的中国实现进一步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前提又是什么呢?
 
  陶德麟:从哲学研究的角度来讲,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理论创新,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前提还是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毛泽东说过,如果不与中国实际联系,不用考虑中国的需要,再好的理论,即使是马克思主义,也是没有用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办法是思想武器,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即使整天生活在中国也看不清中国,提不出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能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但是马克思的书不可能写到在中国如何干革命、搞建设的具体方案,从书里是提不出中国要解决的问题的。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吃透中国的实际,才有可能准确地提出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当年领导整风,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就是因为要扫除贯彻这个根本原则的障碍。我们一路走来,虽然曲曲折折,但终于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道路,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如习近平多次强调的,这来之不易,我们要一直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理论界为阐发这个道理已做了大量有成效的工作。但现在有一种不好的倾向值得注意,就是把眼睛盯住西方学者的足迹,老喜欢跟在别人后面转,别人提什么问题我们就研究什么问题,别人“热”什么我们也“热”什么,对中国自己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反而不感兴趣,甚至视而不见。按照这样的思路去研究问题,可以说一出发就走岔了道,往往把大量的精力耗费在一些对中国并没有什么意义的问题上,结果是劳而无功,起码也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我绝不是说外国人提的问题对我们没有任何意义,应该一概不予理睬。世界是一个整体,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实际就包括了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不了解外国也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我强调的是要有分析批判的精神,不要邯郸学步,而是要把中国自己的实践作为提出问题的活水源头,经过科学的抽象,从发展着的中国实践中准确地提炼出对中国的发展有重要意义的问题来。
 
  有些基础性的理论问题抽象程度很高,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往往要通过许多中间环节才能显示出来,但只要这些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还是中国的实践,也同样有重要意义。能提出一个好问题,即使一时还没有解决,也为解决问题开了个好头,也是一个贡献。提出问题只能靠我们自己,解决问题也只能靠我们自己。道理很简单,外国人没有中国实践的切身经验,也没有受过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熏陶,他们对中国的事情无论掌握多少材料,也只能隔靴搔痒,雾里看花,一知半解,而不可能有深刻的把握,提出真知灼见。即使是对中国友好的学者也无法避免这个弱点,更何况有些人还怀着偏见。事实上,中国的问题从来没有一个是外国人解决的,正如外国的问题没有一个是中国人解决的一样。
 
  我们有的学者似乎总认为西方学者比我们高明得多,先进得多,他们的见解才代表“国际水平”,甚至认为可以照搬到中国来,还美其名曰与国际接轨。有的中国论著其实是西方观点的变相的中译本。有的刊物还奉行一种评价标准,认为只有西方学者的见解才有“国际水平”,甚至要求投稿者必须把自己的见解纳入西方的理论框架才能发表。这是一种自我矮化的病态心理的表现,完全违背了实践是理论的最终来源和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道理,也忘记了历史的经验教训。
 
  外国学者的见解当然必须研究,合理的也必须借鉴和吸收,拿来为我所用。但一定要有我们自己的立场和眼光,自己的坐标,不要把外国人的看法奉为圭臬,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照搬照抄。这不是盲目自大,更不是什么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有科学根据的民族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受到举世瞩目的重视,连反对者也不能不刮目相看,正因为它是中国人特有的科学创新。如果我们没有自主的研究,只是把别人的东西不分青红皂白地搬来,就谈不上创新,不可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也不可能为世界文明宝库增添新的财富。
 
  倪素香:改革开放以来,有的人也宣称若是从中国现实出发来研究问题,那今天的中国已不是马克思主义所面对的那个世界,因此中国社会不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声音出现了。于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潮以各种形式出现,也出现了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声音,而您一直认为对这种思潮必须要理直气壮、有理有据地进行批驳,您的依据是什么?
 
  陶德麟:对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否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声音,我反对他们的依据仍然是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我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改革》《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几点看法》等文章中,多次讲到有些人把我们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研究和宣传上的失误统统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账上,甚至把“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也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账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加非难。有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说成我们失误的理论根源,进行种种讽刺和嘲笑;有人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早已过时,必须引进现代西方哲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我坚信哲学对一个民族至关重要,它既是民族精神的升华物,又是民族精神的铸造者,它是一个民族在自己的时代中所处的位置的最集中的标志。没有自己的哲学的民族是没有独立灵魂的民族,是没有脊梁的民族,是不能在世界文明史上留下伟大足迹的民族。然而,并非任何哲学都能给民族带来生机与智慧,我们需要的是能够抓住事物的根本、与当代亿万人民的实践血肉相连、站在人类智慧的窗口不断地回答当代生活的重大问题并指明人类发展远景的哲学。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之无愧的,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就等于抛弃了我们整个民族赖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抛弃了观察处理当代一切复杂问题的最科学的方法。这不是创新和前进,恰恰是非常愚蠢的倒退。当然,我们需要的不是僵化封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奠定的理论基础上不断容纳当代人类思维的一切积极成果、充满批判精神和探索精神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的高度抽象性并不说明它与现实生活无关,恰恰相反,它终究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智慧,是高耸云霄而又普照现实的阳光。我不赞成沉浸在与现实生活脱节的虚玄莫测的问题中,根本不理睬现实生活,什么现实问题也不触及,什么经验事实也不分析,热心于建构新体系,用一大串含义不明的新名词、新说法来作推演,弄出一套又大又空的理论,使人读了莫测高深,不懂作者究竟想说明什么问题,甚至不懂作者在说什么。
 
  我认为哲学的世界性和民族性是统一的,只强调哲学没有国界是不全面的,没有民族特色的哲学不能在本民族生根,也很难以独特的姿态为世界哲学宝库作出贡献。我主张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以广阔的胸怀放手吸取世界文明大道上一切有价值的思想成果,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成果,为我所用,在社会发展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原则
 
  倪素香:您一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工作,您在理论研究中始终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又多次强调要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请问如何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
 
  陶德麟:我一直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就要提到40多年前关于实践检验真理问题的讨论,那次讨论对于破除反马克思主义的现代迷信、冲决思想网罗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但是,实际上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命题的认识,在学术界和广大群众中并不一致,甚至还有不小的分歧。例如:有的同志认为经实践检验过的正确理论也可以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有的同志认为逻辑证明也可以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有的同志认为那场讨论是为了“政治需要”由上面导演的,实践标准也不过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常识,没有什么理论价值。我现在还是强调这几点:
 
  第一,这场讨论确实与“政治需要”密切相关。但这种“政治需要”正是历史的需要,人民的需要,满足这样的需要正是哲学的天职,哲学的理论价值恰恰取决于满足这种需要的程度。
 
  第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论断是经过两千多年哲学思维的艰苦探索之后由马克思首先作出的深刻论断。要真正理解和讲清这个命题并非易事。例如在经过一段讨论之后,虽然几乎所有的同志都认为“语录标准”的荒谬性无可置疑,但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命题却有种种不同的理解。有的认为“唯一标准”的说法太绝对,因为逻辑证明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纯演绎科学中甚至只有这个标准;有的认为经过实践检验已被证明为真理的理论也可以是检验新真理的标准;有的认为实践只是检验真理的方法或手段,认识的对象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等等,由此说明这个问题并非常识,而是需要严密论证的原理。
 
  第三,从这个命题早已为人熟知的意义上,固然也未尝不可以说它是常识,正如自然科学的许多定理现在已成为常识一样。但是,“文化大革命”使许多人连常识也“遗忘”了,所以恢复常识的意义之大就决不在提出新理论之下。当时那场讨论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相当一段时间不仅维护“两个凡是”的领导人反对,甚至相当一部分干部群众也很不理解,听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说法也大吃一惊,也抵触、反感或气愤,也认为是“反毛泽东思想”。我就知道有的同志是在得知毛主席也说过同样的话以后才“恍然大悟”,相信这个说法“没有问题”的。改革开放之初,“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路线毒害之深竟至于此,不恢复这个“常识”怎么谈得上拨乱反正?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把实践看作是自己理论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强调自己理论的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强调自己的理论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并为我们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可以说实践既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原则方法。
 
  倪素香:那如何进一步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呢?
 
  陶德麟:首先要认识到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始终保持着勃勃的生机、发挥着巨大的社会功能,就在于它一直深深地植根于社会实践之中。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点,马克思主义就是为了适应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不竭的生命之源,也只有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永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才能不断地取得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胜利。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坚持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自己的理论,所以他们在自己的理论创立后立即使它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完善,为迄今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正是由于始终注重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所以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列宁、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家才能够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又一个的新的发展阶段,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谱写出一曲又一曲辉煌的理论篇章,使马克思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焕发出旺盛的生机和活力。相反,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则不仅会窒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而且还会使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偏离正确的发展轨道,甚至会使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毁于一旦。有鉴于此,毛泽东曾说:“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3](P281)邓小平也曾指出,一个国家的政党,如果自己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按照实际的发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前进,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只知道照搬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原话,“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4](P143)毛泽东、邓小平的这些论述,既是对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精辟的理论分析,也是对上述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这么“灵验”?就因为它是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也产生于西方,但它不是地域性的理论而是世界性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它批判地吸取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优秀成果而又突破了他们的局限性,形成了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本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它的根本精髓,就是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的实践观。这一实践观揭示的道理主要是:(1)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是以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为根本的实践活动。社会发展规律的“秘密”只能到实践中去探求,而不应当与此相反。(2)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都是在实践中发生的,解决这些问题也只能通过“变革的实践”,而不能停留于“解释世界”。(3)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只有实践才能检验,离开实践的争论是“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历史理论浩如烟海,体系如林,有些理论也包含着局部的真理甚至颇为深刻的真理,但究竟如何理解社会,如何创造历史,如何看待人类的前景,仍然是“斯芬克斯之谜”,没有人能揭穿“谜底”,总的说仍然是一笔糊涂账。马克思的理论一出,就提供了一把开启“暗箱”的钥匙,使人们如拨云雾而见青天。
 
  其次,在实践中坚持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还必须自觉养成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学风,深刻地认识到教条主义的危害性。如果说各种公开地否定和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企图和做法容易受到人们的批判,那么,教条主义的危害性则往往没有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因为从表面上看,教条主义似乎是最“忠于”马克思主义的。虽然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邓小平在领导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过程中都曾严厉地批评过教条主义的错误,在新时代习近平也多次强调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5]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仍然还有一些人认为,教条主义只是学风上的问题,它总比那些公开地否定和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企图和做法要好。因此,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之所以屡屡遭到教条主义的羁绊,就与人们对于教条主义的危害性认识不足有密切关系。
 
  其实,教条主义本身就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者本来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曾辛辣地讽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教条主义者“青年派”时说过:“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8](P603)教条主义者表面上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所折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灵丹妙药,但一旦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上找不到解决问题的现成答案或运用现成的答案不能完全解决新的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就会要么指责人们的实践偏离了马克思主义,要么认为马克思主义“没用了”“过时了”。因此,教条主义不仅会使人们思想僵化,导致用思想剪裁实际,从而会窒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而且它与那种否定和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之间也是内在相通的。可见,教条主义的危害性决不能低估,它对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有时甚至能起到那种公开地否定和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所不能起到的破坏作用。
 
  最后,要践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还要做到如下几点:第一,要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学习历史经验,吃透精神,掌握实质,用来武装头脑,提高思维水平,反对没有理论指导的目光短浅的经验主义。第二,要下硬功夫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获取第一手材料,在全面准确地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概括,作出符合实际的判断,审时度势,提出有全局眼光和长远眼光而又切实可行的处理方案并付诸实践,防止形式主义和误国空谈。第三,要发扬创新精神,勇于根据日新月异地发展着的实践提出新举措,开拓新局面,防止保守僵化。第四,要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引领下切实整顿党风、学风和文风,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党八股和洋八股。第五,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理,不唯书,不唯上,把一切判断和措施都交给人民群众的实践去检验,正确的就坚持,错误的就改正。
 
  总之,理论的唯一源泉是实践,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实践。实践是不断发展的,在改革开放的大局下尤其如此,所以理论也必须不断发展,僵化和停滞会使原来正确的东西变成不正确的东西,或者变成贫乏无力、缺乏生气的东西。这就要求我们有创新的追求、开拓的勇气,敢于总结新经验、提出新问题、拿出新见解。但创新必须实事求是,符合具体实际,符合客观规律。不能把生造一个新名词、出一点新花样也叫作创新,更不能以谬压真,让耸人听闻的奇谈怪论冒充创新。
 
  倪素香: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基本原则和根本保证,与之紧密相关的是坚持唯物辩证法的问题。我们注意到,一段时期以来,有人把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唯物辩证法截然对立起来。您怎么理解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
 
  陶德麟:我这样理解,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灵魂,对一切问题的分析都不能离开唯物辩证法。以如何对待吸收外来文明成果的问题为例。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不是与世隔绝的孤岛。作为文明古国和发展中大国,我们要有广阔的世界眼光和深邃的历史视野,有海纳百川的胸襟气度。除了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也应当借鉴、吸收一切有价值的世界文明成果。至关重要的是,放眼世界要以立足中国为前提,必须有自己的立场、自己的坐标、自己的主心骨。对外国的成果必须作辩证分析,区分真理与谬误、合理与不合理、适合中国国情与不适合中国国情、对我有益与对我无益甚至有害,决不能盲目崇拜,以西为宗,唯西是从。即使对可以吸纳和利用的外国思想学说,也要作辩证分析,批判地吸收其合理成分,而不能邯郸学步、一体照搬。在那些名气不小的西方流派面前,尤其是在那些言伪而辩的理论面前,要增强理论自信,决不能做跟班和吹鼓手,决不能把外国人的见解作为评价标准而丧失自我。对那些谬误见解,应该以科学态度和方法仔细鉴别,理直气壮而又实事求是地作出批评。
 
  有的论者认为“传统的”唯物辩证法是以矛盾为中心的“矛盾哲学”,是“矛盾的思维方式”,已不能体现时代精神,必须代之以“和谐哲学”和“和谐的思维方式”,认为这才是辩证法的“当代形态”。有的论者还认为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源于西方的辩证法,强调斗争;而和谐哲学则源于中国传统辩证法,强调和合,是更高级的东方智慧。我认为持这种见解的学者是出于反思一度泛滥成灾的“斗争哲学”的危害,启迪人们重视建立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愿望是极好的,但这种见解在理论上却不能成立。“斗争哲学”的谬误并不源于矛盾的范畴,而源于对矛盾范畴的歪曲解释:只承认斗争而不承认同一;抹杀了斗争的多样性,把斗争等同于对抗,甚至是“你死我活”的暴力对抗;把矛盾运动的结果归结为“一方消灭一方”,抹杀了矛盾解决方式的多样性。“斗争哲学”的反辩证法性质就在于此,批判斗争哲学就应当抓住这个要害,而不应当去否认矛盾。矛盾是反映对立统一规律的范畴,是辩证法的核心,它包括同一性和斗争性两个不可分离的方面。否认矛盾的哲学就不是辩证法的哲学,这与西方传统和中国传统、古代和现代都没有关系。用否认矛盾的办法去反对“斗争哲学”,恰恰是从另一个极端犯了与“斗争哲学”同样的错误。和谐不是没有矛盾,而是矛盾双方相互关系的一种特殊状态,即矛盾双方的发展不是互相损害,而是互相促进的状态,即“相辅相成”“共生共荣”“互利双赢”的状态。这种状态的实现,取决于矛盾的内在性质、矛盾的外部条件和人们处理矛盾的方法。但若把和谐与矛盾视为互斥的概念,认为有矛盾就不能和谐,要和谐就必须否认矛盾,那就等于取消了辩证法。不承认矛盾、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恰恰与实现和谐的目的背道而驰。中国古代传统哲学是在中国发展唯物辩证法的极为宝贵的思想资源,必须有分析地吸收并予以现代诠释,但不能把它与唯物辩证法对立起来。
 
  建立在科学实践观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普遍规律的反映,它不可能直接对各个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的千差万别的特殊情况和特殊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而只能提供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告诫人们,他们的理论只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包医百病的处方,不问具体情况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词句,恰恰违背了马克思主义,首先就是违背了它的实践观和唯物辩证法。中国有中国的特殊情况和特殊问题,要解决中国的问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不行,不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正确地结合起来也不行。中国道路是中国人自己“走”出来的,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实际(包括中国的历史传统和中国所处的时代条件和国际环境)不断结合的过程,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践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过程,也是用唯物辩证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要把中国道路走好,就得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唯物辩证法,在各项工作中把它落到实处。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创新的旨归
 
  倪素香:我们一直都在说哲学是时代的精华,哲学也是一种仰望星空的学问,那么对您个人而言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研究是不是也可以说是一种精神层次的创造和提升?
 
  陶德麟:可以这么说,我个人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研究,对我一生而言就是精神境界、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断提升的过程。但我更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研究和创新的最终旨趣和目标是为了人民大众,也就是习近平强调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是为无产阶级、人民大众服务的理论。
 
  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揭示了理论的宗旨就是要掌握群众并服务于群众的实践,他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6](P9-10)所以为了让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服务于群众,我现在特别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我觉得离开了大众化就只能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停留在书斋里的东西,不能发挥它改造世界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与其他一切理论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有没有大众性,也不在于需要不需要大众化,而在于大众性和大众化的使命、内容、对象和范围根本不同。马克思主义理论反映的是前所未有的最先进的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同时也反映了有史以来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它不是去论证某种剥削制度比另一种剥削制度更合理、某个剥削阶级的统治比另一个剥削阶级的统治更优胜,不是去论证某种剥削制度和阶级统治的永恒合理性,而是以严密的科学道理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既说明剥削制度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必然性,又说明一切剥削制度的暂时性。它向人们展示的远景是经过一系列的历史发展阶段,最终达到彻底消灭阶级差别,解放全人类。因此它的大众性具有史无前例的深刻内容和广阔空间,这是任何剥削阶级理论不可比拟的。另一方面,它的大众化也与剥削阶级的理论的大众化有原则的不同。由于马克思主义代表的是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它不仅不需要像剥削阶级的理论那样去掩盖事物的真相和本质,而且恰好需要彻底揭露事物的真相和本质。但要使群众理解它所揭露的真相和本质也绝非易事。马克思主义不是工人运动自发的产物,而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的知识分子创造出来的严整的科学体系,所以也必须经过艰苦的大众化的工作才能为大众所理解,实现它的大众性,这也就是“理论掌握群众”的过程。离开了大众化的工作,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不可能掌握群众,转化为物质力量,也不可能在千百万群众的实践中接受考验,总结经验,得到丰富和发展。因此,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大众化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加物,而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本性和使命决定的题中应有之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可或缺的基本要求。只停留在书斋里和理论家头脑里而不为群众理解和运用的马克思主义,最多也只是不能实现也不能发展的学理,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
 
  我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等文中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对象、方法等问题作了一些阐述,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对现时代的中国大众“说中国话”,应当“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要“做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这篇大文章”,这正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也只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才可能担当起这个责任。“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有三层涵义:一是中国人要从中国的情况和需要提出问题,不要“别人热什么我们就跟着热什么”;二是中国人要按自己的“坐标”研究问题,不要唯外国人的马首是瞻,不加分析地奉为圭臬;三是要以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语言陈述问题,不要“洋腔洋调”,故弄玄虚,让中国人不知所云。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任何理论都有一定程度的大众性,只不过“大众”的构成和范围不同而已。完全没有大众性的理论就是不代表任何人群的利益和要求,也不以任何他人为宣传对象的理论,就是自言自语的理论,这种理论是不存在的。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理论也都反映了本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还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相关阶级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共同利益和要求,也有自己需要面对的人群,因而也是有一定的大众性的。同时,任何理论也都需要大众化。这是因为理论都不是大众自发活动的产物,而是少数理论家精神劳作的产品。如果不经过一番大众化的工作,即使客观上反映了大众的利益和要求,也未必能为大众所理解。任何阶级的理论家创造理论都不是为了自娱自乐,决不会满足于把自己的理论变成藏之名山的秘密文献,而总是要努力在大众中传播宣扬,让大众理解理论、信服理论,从而征服人心,赢得大众。为广大无产阶级、人民群众服务,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工作,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创新的价值取向。
 
  哲学是人类的共同的思想财富,没有国界,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是当代最先进的哲学,但是“哲学又不能没有民族特点”,不与民族特点融会契合的哲学不可能在这个民族生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必须与中国特殊实际相结合,实现中国化,才能成为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在新时代我们面临的是中国社会的实际,所以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就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的。
 
  从横向来看,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性的理论而不是地域性的理论,它的基本原理是涵盖整个世界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反映的普遍规律就寓于各个国度、民族、地域的特殊发展规律之中,只有把普遍原理与具体情况正确地结合起来,实现了一般和特殊的统一,这些普遍原理才能实际上得到体现,在生活中得到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和本土化是统一过程的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如果没有世界性的本质,就不可能在各个国度、民族或地区实现本土化;同样,没有成功的本土化,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也只能是高悬在空中的一般道理,不能解决各个国度、地区和民族千差万别的特殊问题,不能实际地实现世界化。就中国而言,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就是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从纵向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规律,特别是反映了资本主义产生以来社会发展的规律。它虽然产生于170多年以前,但它的基本观点不仅没有过时,而且仍然高于其他理论,包括后出的种种理论。它是最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特征和时代需要的理论,是真正的现代性的理论。但现代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现代的具体情况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因为它是现代性的理论就可以停滞不前。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不会过时,之所以能一直站在人类思维的制高点,正因为它与时俱进,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在坚持自己的根本立场观点方法的同时使自己与当前面对的具体情况相适应。就中国而言,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观点方法,决不能抛弃仍然符合当前实际情况的基本原理,同时又决不能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有的一切具体论述上,也不能停留在我们自己已有的理论上,而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世界不断变化的实际结合起来,与我们中国当前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结合起来,持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工作。我们要做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工作,就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面对的大众是生活在现时代的中国大众。离开了时代的特征,离开了中国大众在现时代的需要,大众化就没有目标,也没有对象,大众也不会关心这种理论,大众化就将成为一句空口号。
 
  倪素香:那么在新时代的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如何服务人民大众?
 
  陶德麟:在今天社会结构多元化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对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社会群体的要求应当有所区别。对同一阶层、同一群体的成员也需要根据不同的文化水平、知识结构、职业特点等具体情况有所区别,不能一刀切。对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要求应当是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的信仰者和实践者,尽可能系统准确地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了解这一理论的源头和形成过程,能运用这一理论分析和解决工作中的新问题,能鉴别和抵制违背这一理论的各种错误思想,有条件的还应当能概括新的实践经验,做出理论创新。对广大群众则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做出不同的要求,尽可能地使他们懂得这一理论的基本内容和科学根据,懂得只有以这一理论为指导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理想,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我们可以和应当使最广大的群众理解党的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拥护党的方针政策,齐心协力地共同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努力奋斗,把社会的凝聚力发挥到最大限度。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既来自实践,也指导实践,服务于人民大众。“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奋斗目标。
 
 
  
 
  作者:陶德麟,男,1931年生,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著名哲学家。1953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并留校任教,1983年被国务院评为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和国家重点学科的创建人。曾任武汉大学哲学系主任、研究生院院长、武汉大学校长,曾兼任国务院哲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全国普通高校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哲学专家组召集人,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哲学组副组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哲学学部委员兼召集人等职。主要代表著作有:《陶德麟文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历史研究》等。曾多次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等。
 
  倪素香,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  430072)。
 
  转自《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0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5]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求是,2016,(9)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宣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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