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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辉纯:论朱熹忠德思想产生的社会性根源

时间:2020-07-21 10:46 点击:
  ——佛教、道教、商品经济和私欲四层次的展开
 
  摘要:唐宋之际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变革时期。儒家忠德在这个时期受到巨大的冲击、挑战、刺激和颠覆,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鼎盛的佛教对儒家忠德的挑战,泛滥的道教对儒家忠德的冲击,繁荣的商品经济对儒家忠德的刺激,膨胀的私欲对儒家忠德的颠覆。这些为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尽己之忠”提供了社会历史条件。
 
 
  唐宋之际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变革时期。儒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在唐末五代时期受到佛教和道教的挑战,儒、道、释三教鼎力互争的局面一直延续到朱熹时代。这引起了朱熹的高度关注和文化焦虑。可以说,朱熹忠德思想是在佛教、道教、商品经济和私欲对儒家忠德的挑战、冲击、刺激与颠覆中产生的。
 
一、鼎盛的佛教对儒家忠德的挑战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①,经过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发展,不断与中国文化融合。隋唐达到了发展繁荣的黄金时期。从教理上说,隋唐佛教改变了南北朝时期北专禅定、南重慧观的分歧,提倡“止观并重,定慧双修”,从理论上实现了南北的统一。[1]唐代出现了众多的佛教流派,如天台宗、华严宗、唯识宗、净土宗、禅宗等。唐代后期佛教盛行之风一直延续到宋明。禅宗的形成,标志着中国佛教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表明中国宗教的成熟。禅宗对后世中国文化艺术、伦理道德、思维方式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武宗会昌灭佛之后,唐宣宗反其道而行之,大力倡导佛教,修建寺院。唐懿宗更加信奉佛教。咸通十四年(873),唐懿宗遣敕使诣法门寺迎佛骨。他甚至说:“朕生得见之,死亦无恨。”在位期间,他“广造浮图、宝帐、香舆、幡花、幢盖以迎之,皆饰以金玉、锦绣、珠翠。自京城至寺三百里间,路径车马,昼夜不绝”(《资治通鉴·咸通十四年》卷二百五十二),导致全社会竞相崇佛、拜佛,最后出现了“佛骨至京师,导以禁军兵仗、公私音乐,沸天烛地,绵亘数十里。仪卫之盛,过于郊祀,元和之时不及远矣。富室夹道为彩楼及无遮会,竞为侈靡”(《资治通鉴·咸通十四年》卷二百五十二)的盛况,而“宰相以下竞施金帛,不可胜纪”(《全唐文·崔烈伦》卷八百四十六)。
 
  一般来说,国家愈是分裂、社会愈是混乱,人们就愈笃信佛教。“五代时期,王朝急遽更替,五十三年之间,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2]这个时期军阀割据,统治者鲜有体恤百姓的,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互相厮杀。但是,五代十国的佛教延续了唐代佛教的繁荣局面,信徒遍及南北各地。从佛教的发展史来说,“五代十国时期的佛教发展,突破了隋唐之前以中原、北方佛教为核心的存在格局,形成佛教多中心的趋势。中国佛教格局的多地域扩展,各竞其秀,既是五代佛教的基本样态,同时也对宋代佛教产生了较大影响”[3]。信奉佛教的君主大有人在,南唐后主李煜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史书记载:“南唐主退朝,与后服僧衣,诵佛书,拜跪手足成赘。僧有罪,命礼佛而释之。帝闻其惑,乃选少年有口辩者,南渡见南唐主,论性命之说,南唐主信之,谓之一佛出世。由是不复以治国守边为意。”(《续资治通鉴》卷四,宋乾德二年十一月)他因为笃信佛教,被北宋皇帝利用,最后居然“不复以治国守边为意”,导致国破家亡。陆游描写了南唐佞佛的盛况:“南唐偏国短世,无大淫虐,徒以浸衰而亡,要其最可为后世鉴者,酷好浮屠也。”(陆游《南唐书·浮屠列传第十五》卷一十八)李煜在位时,“南唐主酷信浮图法,出禁中金钱,募人为僧,时都下僧及万人,皆仰给县官”(《续资治通鉴》卷四,宋乾德二年十一月)。官寺和僧人的大量出现,是南唐佞佛的主要表现②。陈寅恪先生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4]277佛教文化的发达,为赵宋文化的一种表现。宋代佛教发展的盛况延续了唐代的样式,并且有了进一步通俗化、本土化和民间化的发展趋势。
 
  北宋著名的佛教大师智圆和契嵩就是代表。智圆(976—1022),字无外,自号中庸子,钱塘人。虽然他是佛教徒,但是却采取“援儒入释”办法来发展佛教。他曾作《中庸子传》。《中庸》本是儒家的作品,但是作为一个佛僧,他自作《中庸子传》,足见他对儒学和佛学的融合。在《中庸子传》中,他说“志慕儒学”(智圆《闲居篇》卷一九),并在《黄帝阴符经题辞》中,直接表明了“吾之注皆以儒道明之”(智圆《闲居篇》卷一一)的态度。
 
  契嵩(1007—1072),俗姓李,字仲灵,滕州镡津(今广西藤县)人。契嵩虽然和智圆一样以“援儒入释”来弘扬佛学,但是其方法与智圆不同。智圆是直接以儒学来解释佛学,而契嵩则是通过对韩愈的批判来调和韩愈思想与佛家的关系,目的是借韩愈(韩愈本属儒家)为佛家护法。契嵩写了《辟韩》三十篇,对韩愈的文章进行逐一批驳。《原道》是韩愈的名作,文章开篇就写道:“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韩愈集·原道》卷十一)接下来,他论述了儒家的“道”和佛、道家之“道”的不同。韩愈论述的儒、释、道之“道”的不同,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但是,韩愈并没有指出道与德何为“虚位”,也并没有说明儒家“道”究竟是何物。这就受到宋明理学家的批评。朱熹说:“(《原道》)首句极不是。‘定名’、‘虚位’却不妨。有仁之道,义之道,仁之德,义之德,故曰‘虚位’。大要未说到顶上头。”(《朱子语类》卷一三七)契嵩正好就利用朱熹的这个观点来调和儒家与佛道。其实朱熹这里说的既不是儒家的“道”,也不是说佛家的道与德的“虚位”。契嵩就此指出韩愈既不符合儒道,也不符合佛道,这样就调和了韩愈与佛道的关系,间接地将韩愈改造成维护佛法的使者。他指出:“考其意正以仁义人事必有,乃曰‘仁与义为定名’,道德本无,缘仁义致尔,乃曰‘道与德为虚位’,此说特韩子思之不精也。夫缘仁义而致道德,苟非仁义,自无道德,焉得其虚位?果有仁义,以由以足道德,岂为虚耶?道德既为虚位,是道不可原也,何必曰《原道》。”(《镡津文集·非韩上》卷十四)所以,他说:“韩氏之心,于佛亦有所善乎!”(《镡津文集·辅教编上》卷一)
 
  总之,佛教文化的挑战,引起了朱熹对儒家文化和儒家权威的担忧。他在这种担忧中构建的缜密而庞大的理学体系,又时时处处受到佛教的影响。这正如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指出的那样:“凡新儒家之学说,几无不有道教,或与道教有关之佛教为之先导。……北宋之智圆提倡中庸,甚至以僧徒而号中庸子,并自为传以述其义(孤山闲居篇)。其年代犹在司马君实作中庸广义之前(孤山卒于宋真宗乾兴元年,年四十七),似亦于宋代新儒学为先觉。”[4]284在三教文化并列的状态下,随着宋代国家的大部分统一,重新构架新的价值体系和思想谱系就成为宋代理学家的责任。这正如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朱熹作为集“理气之学”与“象数之学”之大成者[5],在儒学发展史上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忠德思想是其理学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以说,朱熹的忠德思想正是因佛教的挑战而建构起来的,或者说朱熹的忠德思想是因佛教文化的挑战而引起的文化焦虑的产物。
 
二、泛滥的道教对儒家忠德的冲击
 
  道家是中国本土产生的宗教,其奉行的基本经典是《老子》《庄子》《太平经》等。其核心信仰是通过祈福禳灾、炼丹服药、符咒幻术等手段去追求“道法”,达到延年益寿和长生不死,渴望羽化成仙,即道家修行常说的“仙有五等,法有三成”③。汉代末期涌现大量的道教组织,派系众多,如太平道、五斗米道。唐朝主要有上清派、正一派、楼观派、灵宝派等。[6]461唐代奉行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国策。唐高祖李渊说:“三教虽异,善归一揆。”(《册府元龟·帝王部》)早在隋朝末,民间就流行“杨氏将灭,李氏将兴”“天道将改,当有老君子孙治世”的道教谶语。[6]450由于道教的谶纬曾经为李渊夺取隋朝政权成功制造了舆论导向,所以,唐代皇帝践祚之后,非常重视道教,大力支持李聃著的《道德经》。唐高祖武德八年(625),李渊三次召集道教、儒家和佛教进行三教排序的辩论。虽经历多次辩论,但没有结果。唐高祖便钦定了三教的顺序:道教为先、儒家次之、佛教再次,足见唐代皇帝对道教的重视。唐高宗时,册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尊《老子》为《道德真经》,尊《庄子》为《南华真经》,他还在科举考试中专门设立了道家的考试科目。由于唐代政府的一系列举措,道家在唐代迅速发展起来,“一时间,两京和天下各州府皆立玄元皇帝庙,观场遍于全国,黄巾羽士充塞道路”[6]450。因为唐代道教十分盛行,所以皇亲国戚十分钟情炼丹,多位皇帝和大臣就是服用丹药而身亡。依据清代著名历史学家赵翼的研究,唐代因为服用道教丹药而身亡的皇帝就有唐太宗、唐宪宗、唐穆宗、唐敬宗、唐武宗、唐宣宗等7人,服用金丹中毒而身亡的大臣就有杜伏危、李道古、李抱真等人(《廿二史札记·唐诸帝多饵丹药条》卷一)。
 
  唐五代,道教依然十分盛行,出现了钟离权和吕洞宾等金丹道人。五代道教虽然盛行,但是,道教的形式却发生了变化,道教炼丹方法从外丹转向内丹。茅山宗在道教从外丹到内丹的转变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同时,道教在隋唐五代时期与儒家相互砥砺,不断向伦理化方向发展。张岂之先生说:“在唐代的道教学者中,从初唐的成玄英、李荣,到中唐的吴筠、李约,直到晚唐的杜光庭,都为论证儒、道的契合而不遗余力。综而观之,这些道教学者在阐释儒、道二教的关系时,多是采取援儒入道、道本儒末的态度和立场。”[6]579五代的谭峭在《化书》中直接把道教的道和德与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五常相融合。他说:“旷然无为之谓道,道能自守之谓德,德生万物之谓仁,仁救安危之谓义,义有去就之谓礼,礼有变通之谓智,智有诚实之谓信,通而用之之谓圣。”(《化书·仁化》卷四)张岂之先生指出:“援儒入道、道本儒末是隋唐道教伦理化发展的新特点,也是隋唐两代道教学者们调和儒道两家在理论层面上所作的努力,为道教伦理化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6]581而五代道教理论继续坚持道教伦理化、儒学化的路径。宋代立国之初,如唐代一样坚持“三教并重”的宗教国策。内丹道教在唐末五代的由外丹向内丹转化的过程中走向了成熟。陈抟和张伯端是著名代表。
 
  陈抟,五代末期北宋初人,相传他得到了钟离权和吕洞宾的“真传”。他“自号扶摇子,著《指玄篇》八十一章,言导养及还丹之事”(《宋史·陈抟传》卷四百五十七)。他曾经做《无极图》和《先天图》,对宋明理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张伯端,号“紫阳④真人”,生平经历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宋英宗和宋神宗五代,著作主要有《悟真篇》《青华秘文》和《金丹四百字》等。张伯端在道教史上最大的贡献是赞同“教虽分三,道乃归一”的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理念,并用佛教和儒家的理论来论证道教。三教合一最终在金元之际变成全真教,而道教与儒家的融合发展为明代以忠孝为核心的净明教奠定了理论基础。
 
  总之,在朱熹看来,儒家尽管在汉代取得了独尊的地位,但是随着汉代政权的崩溃,在魏晋南北朝分裂时期,儒、释、道各自取得了大发展。隋唐又采取儒、释、道三家并重的基本国策,儒、释、道虽然再次获得了大发展,但是,儒家的权威已经不复存在。唐中叶至朱熹时代,道家和佛教的思想取得了可以和儒家思想体系相抗衡的地位。朱熹带着忧心忡忡的文化焦虑和文化危机感,综罗百代,重振儒学理论体系。忠德作为儒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是朱熹思考的重要课题。客观来说,隋唐五代时期儒释道三教并列发展,为宋代理学的先声,更为朱熹综罗百代,集大成的理学理论提供了精神食粮。朱熹的忠德思想作为其理学体系锁链上重要的一环,自然也与朱熹理学诞生之前的儒释道并驾齐驱发展相关联。这种环环相扣的文化发展锁链,是文化发展的规律,也是文化自身发展的必然路径。
 
三、繁荣的商品经济对儒家忠德的刺激
 
  唐宋时期,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已经相当繁荣,尤其是宋代,商品经济比以往都要发达。有人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在宋代已经开始了。这是用资本主义的经济方式作为标尺来评价中国的历史。甚至还有人说,宋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我们认为,中国文化、经济的发展有其独特历史。也就是说中国历史、文化、社会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历史规律。任何用西方历史标尺来评价中国的历史进程,都应当谨慎下结论,否则,就很容易误导人和误读中国历史。最近40多年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的学者其实已经逐渐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同样,对宋代商品经济背景下如何产生朱熹忠德思想的研究,也应当注意这个问题。
 
  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证明了一个事实:一个统一的开放的繁荣的国家对于一个理论的成熟非常重要。朱熹的忠德思想就是在这种经济背景下产生的。尽管在宋代的商品经济中,不忠的商业行为普遍存在,但是,诚信、忠诚、信任等商业信条对经济发展依然十分重要。由此可见,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从正面的角度为朱熹忠德思想的提出和论证,提供了可能性的依据。但商品经济的繁荣导致人心私欲的膨胀,又同样从相反的角度为朱熹提出忠德思想提供了必要的证据。
 
  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不是“虚假的繁荣”,而是“实体的繁荣”。著名历史学家漆侠先生说:宋代商业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而且其发展是建立在农业、手工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因为,只有种植业提供较多的商品粮食,才能使行商坐贾、行铺稗贩进行各项贸易与交易活动;只有农业提供更多的农产品,以及手工业提供更多的产品,商业活动才能兴盛起来。[7]943
 
  在农业上,宋代的垦田从宋太祖开宝九年(976)的295万顷,至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则为524万顷。[7]458-459唐代发展到这一步,用了110年时间,宋代达到这一步用了不到60年时间。这些发展与宋代统治者多次发布垦辟农田的诏令有关。如宋太祖乾德四年(966)闰八月诏:“所在长吏,告谕百姓,有能广植桑枣、开垦荒田者,并只纳旧租,永不通检。”(《宋大诏令集》卷一百八十二)宋太宗至道三年(997)七月诏:“应天下荒田许人户统管请射开辟,不计岁年,未议科税;直俟人户开耕事力胜任起税,即于十分之内定二分,永远为额。”(《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一七)此外,根据《宋会要辑稿》和《宋大诏令集》的记载,宋代统治者,分别在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宋仁宗天圣初(1023)等都颁布了开垦农田的诏书。经过宋代统治者的努力,宋代的农田面积大大增加,达到了“膏腴沃衍,无不耕之地”(《通考·田赋考五·历代田赋之制》)的地步。例如,苏杭昆山一代出现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繁盛景象,吴越一代则是:“自昔号称繁盛,四郊无旷土,随高下皆为田。”(范成大《吴郡志》卷二)总之,保守估计,宋代垦田比唐代垦田要高出300万顷以上。[7]176
 
  宋代粮食获得极大丰收。漆侠先生说:“两宋300年间农业生产是初步发展的。以江浙为例,宋仁宗时亩产二三石,北宋晚年到南宋初年已是三四石,南宋中后期五六石,是不断增加的。宋代亩产量一般是2石,最差的也有1石。就单位面积产量而言,宋代显然超过了隋唐,更远远超过了秦汉。按宋代1石,折今市6.6斗,合92.4斤。如果宋代最高产量以五石计算,折今460斤。这样,宋代一亩或一亩多地即可养活一个人。而在战国则要20-30亩(折今4~6亩)方能养活一个人。唐代最高亩产量,据陆宣公奏议所载,约为2石。宋代农业最发达地区的单位面积产量,大约为战国时代的4倍、唐代的2倍有余。显而易见,宋代农业劳动生产率已经有了显著的提高,这是历史的一个重大进步。”[7]138-139
 
  不仅粮食生产如此,宋代农产品如棉花、麻、甘蔗、果树、蔬菜、药物、花生、经济林木、养鱼业等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菜园为例。菜园比粮食生产需要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和资金。但是在宋代,由于生产技术提高,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亩园,十亩田”的农谚。也就是说,在宋代,在农业发达的地区,菜田一亩可以养活30口人。[7]162由此可见,宋代农业经济是相当发达的。总之,“宋代的农业生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全面发展”[7]175。
 
  人口是农业的重要因素,也是宋代商品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根据漆侠先生在《宋代经济史》中的分析:与前代户口相比,两汉人口最高为5000多万;唐代开元开宝之际的人口6000万上下,这些人口创造了汉唐盛世;宋代自从仁宗时起,户数即超过了1200万,已经超过了汉代,与唐相等,到宋徽宗年间,户数超过了2000万,每户以5口计算,人口已超过了1亿,远远超过了汉唐,几乎是汉唐的两倍。[7]46
 
  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宋代思想家曾巩曾以繁昌县户口为例,说明宋代人口的增长与经济繁荣的关系。北宋初以来的90年间繁昌县从3 000户增加到了1万户(《元丰类稿·繁昌县兴造记》卷一七)。刘弇在《龙云集》中,以吉州和潭州为例,认为这两个州户口增速是东南诸州最快的。漆侠先生认为:从宋太祖开宝九年(976)到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的134年中,户口每年以11%的年增长率增加。[7]46因为宋代人口众多,大的城市也大量涌现,如开封、杭州、广州等。著名的《清明上河图》记载了开封城市的繁华,就是明证。
 
  货币是商品经济的流动媒介,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李心传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说:北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到元丰八年(1085),每年铸造的铜钱数量平均在450万贯左右,比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55)多出近15倍。天宝八年(749),政府岁入钱币200多贯,为唐朝国家年货收入之冠,约占国库总收入的3.9%,而宋神宗时岁入钱币6 000多万贯,占总收入的51.6%。[8]14在宋代,金、银、铜钱和铁钱都成为通货。金、银的流动,较之唐代更为广泛。铜钱是通货中的主要货币。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的铸造额达500万贯以上,为唐代的近20倍,铜钱年流通总量达1亿贯以上。[9]944宋代还大量生产和使用“交子”(纸币)。纸币在宋代的商业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大大地促进了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
 
  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成熟的市场和交通运输的发展。成熟的市场大致可以分为:以汴京为中心的北方市场;以东南六路为主的东南市场;以成都府、梓州为中心的西北市场;以永兴军、太原和秦州为中心的关陇市场。[9]944这些市场通过宋代成熟的交通,将整个宋代的商业活力和市场灵活性发挥出来了。
 
  总之,宋代商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宋代社会的进步,刺激了朱熹对忠德内涵及社会性的反思,为朱熹提出系统化的忠德思想提供了经济条件。随着宋代经济的发展,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也随之发展起来。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逐渐和宋代的官僚、地主勾结在一起,形成宋代商业社会三位一体的模式。这种三位一体的经济模式逐渐成为宋代社会发展的阻力。作为著名理学家的朱熹,已经清楚地看到这种经济模式的影响。所以,他提出“恤民”是“忠”的最基本的社会内涵之一。他说:“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朱文公文集·大禹谟》卷六十五)当然,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虽然促进了宋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的确也使得人性私欲得到了极大的膨胀。
 
四、膨胀的私欲对儒家忠德的颠覆
 
  人的私欲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士人的人心是最为典型的代表。春秋战国的士人普遍以获得军功为荣,战场上,他们奋勇杀敌。秦汉的士人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抱负,为后人所敬仰。隋唐时代的士人追求“遍干诸侯”,具有“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英雄气概。
 
  但是,宋代士人更多注重生活的情趣和风雅,却少了秦汉隋唐士人的阳刚之气,普遍具有阴柔之气。宋代士人对人心的考评,既不像秦汉以军功论赏,也不是魏晋以评品人物的风姿和气度为尺度,而是以道德标准去绑架人的衣食住行。而这样道德标准,又往往带有若干理想和虚无的成分。张岂之先生指出:“宋代士大夫的这种保守、内向的特点是他们对宇宙、人生问题感兴趣的根本原因,那种清通优雅的生活方式和淡泊闲适的人生态度也构成了宋代士大夫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中的一些人还转向了宗教,从谈禅说道中去领悟人生的真谛和生活的情趣。”[8]18尽管北宋初期,出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范仲淹,也出现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但是,总体上掩盖不了宋代士人恬淡儒雅、注重生活情趣的整体风尚。在宋代理学家看来,人心苟且、偏安一隅、奢靡浮华的士人风尚是主流,所以宋代理学家(包括朱熹在内)非常强调道德的重要性和道德的制高点。
 
  理学家(包括朱熹)对人心私欲的关注,是有原因的。“自晚唐五代起,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传统的伦理道德观点在军阀混战、武夫擅权、弑君弑父、背信弃义等现象面前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文化失序,道德沦丧,价值迷失,被儒家正统视为千古不移之圭臬的纲常伦理面临彻底崩塌之危险。”[8]19同时,与北宋初期政府采取“兴文教、抑武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十八,太平兴国二年春正月丙寅条)的政策相关。赵匡胤是通过士人黄袍加身进行“不流血的革命”取得帝位的,所以,他登基以后时时担心武人推翻自己的统治。他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了石守信等武将的兵权,让他们蓄钱粮购田地,多养宠妓等来打发时光。同时,他又确立重文抑武的国策,大力扶持科举考试。这样,宋代奢靡之风就逐渐在整个北宋弥漫开来,直到南宋灭亡。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奢靡之风、人心私欲的膨胀不是从宋代立国之初开始的。在宋太祖、宋太宗时期,“崇尚俭素”,广大的“士大夫罕以侈靡相胜,故公卿以清节为高”(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二)。但是到了宋真宗时期,奢靡之风四处弥漫。宋真宗本人则是“无名之赐赏,不急之造作,亦无限量。土木穷其丽,工功极其淫,他费百端,动计千万。”(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十四,咸平二年闰三月庚寅条)宋真宗私欲膨胀,穷尽其欲,导致整个北宋官场上行下效。“咸平、景德以后,粉饰太平,服用寝侈,不惟士大夫崇尚不已,市井闾里以华靡相胜,议者病之。”(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二)
 
  宋仁宗践祚之后,士大夫依然淫靡成风。如宋祁“点华灯,拥声妓,醉饮达旦”(陶宗仪《说郛·林下偶谈》卷二二)。这种奢靡之风,在当时已经成为社会的痼疾。理学家游酢无不感叹地说:“天下之患,莫大于士大夫至于无耻,则见利而已。”(吕祖谦:《宋文鉴·论士风》卷六一)著名政治家王安石也说:“官大者,往往交赂遗、营赀产,以负贪污之毁;官小者,贩鬻。乞丐,无所不为。”(《王荆公文集·上皇帝万言书》卷一)
 
  南宋时期,宰相的吕颐浩奢靡无度,他“喜酒色,侍妾十数,夜必纵饮。前户部侍郎韩梠家畜三妾,俱有殊色,名闻一时。梠死,诸大将以厚赂娶之。吕用数千缗得一人,号三孺人,大宠嬖之,中外因以媒进。时吕已六十七矣”(《宋人轶事汇编》卷一十四引《樵书》)。此外,当时的执宰大臣李纲等人的生活也皆如此。“李纲私藏,过于国帑,侍妾歌童,衣服饮食,极于美丽。每宴客设馔必至百品,遇出则厨传数十担。”(《宋人轶事汇编》卷一四引《樵书》)
 
  因为宋代商品经济发达,物产丰富,加之士大夫的奢靡,宋代声色之娱不绝于耳。“独溺于声色,一切无所顾避。闻人家姬侍有惠丽者,伺其主翁纩之际,已设计贿牙侩,俟其放出以售之。虽俗有热孝之嫌,不恤也。”(周辉:《清波杂志·士大夫好尚》卷三)由此可知,当时人心私欲膨胀的严重程度。
 
  由上可知,整个宋代生活奢靡,私欲膨胀,为生活在其中的朱熹所目睹。因此,他才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作为忠德的基础理论。这是时代的产物,尽管后世人们对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有这样那样的误读。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宋代,就不难理解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创新和发展儒家忠德思想的良苦用心了。
 
  总之,人是不可能跳出自己所处的历史文化环境的,他或多或少总是这样或那样受到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思潮等影响。朱熹作为理学集大成者,其思想具有超越性,但是他的所思所想同样不可避免地受到他所处时代的影响。同样,他提出的以“存天理,灭人欲”为基础的“尽己之忠”也必然受到了他所处时代的影响,这就是佛教、道教、商品经济和私欲对儒家忠德的挑战、冲击、刺激与颠覆所引起的朱熹强烈的文化震撼和文化焦虑。朱熹的忠德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不断传承、发展、创新和成熟的。同时,朱熹忠德思想的传承、发展、创新和成熟又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了某种精神引导,至于他去世之后及元明清时期出现的“愚忠”“伪忠”“诈忠”等大概也是朱熹本人所始料未及的。
  
  作者:欧阳辉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现为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于 《武陵学刊》2020年第4期
  

注释:
①文献首次出现“佛教”一词是在公元65年,参见卜正民主编、王兴亮译、陆威仪著《哈佛中国史·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第273页,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
②从佛教发展史的角度来说,南唐佞佛,客观上为保存佛教文献起到了重要作用。据记载,宋代文化的发达与南唐保存大量的图书文献有关。宋代官方图书文献有三分之一来自南唐。在佛教文献方面,南唐泉州招庆寺释静、释筠编撰的《祖堂集》二十卷,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禅宗史料综集。参阅赖永海著《中国佛教通史》第八卷第74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③钟离权在《钟吕传道集·论真仙》中说:“法有三成而仙有五等者何也?钟曰:法有三成者,小成、中成、大成之不同也。仙有五等者,鬼仙、人仙、神仙、天仙之不等,皆是仙也。”(参见钟离权著《道藏》第4册第657页,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概括起来就是“仙有五等,法有三成”。
④朱熹别号“紫阳”,这是否受到张伯端的影响,亦或是巧合,目前学术界无确凿的证据。

参考文献:
[1]张怀承.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隋唐卷[M].唐凯麟,主编.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5:151.
[2]潘桂明.中国佛教思想史稿:第三卷[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5.
[3]赖永海.中国佛教通史:第八卷[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63.
[4]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5]秋月胤继.朱子研究[M].东京:京文社,1926:21.
[6]张岂之.中国思想学说史:隋唐卷[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7]漆侠.宋代经济史:上[M].北京:中华书局,2009.
[8]张岂之.中国思想学说史:宋元卷上[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9]漆侠.宋代经济史:下[M].北京:中华书局,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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