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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凤林:晚清衰亡与中西权力、资本、劳动的伦理冲突

时间:2020-07-23 09:00 点击:
  摘要: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晚清社会受西方权力、资本、劳动三大要素的猛烈冲击,传统权力阶层经历了由“朝廷观”向“国家观”的逐步转变,国家政权由军人掌控的“武化”现象愈演愈烈。在经济生活领域,官僚资本和民营资本缓慢生成,这一新生资本阶层不断推动着中国农工经济结构的价值位移。劳动阶层出现了产业工人、破产农民、新型军人的深度分化,他们的身份伦理经历了由臣民向国民的深刻转换。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根本上改变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工大众的社会地位、心性结构和精神面貌,彻底完成了中国由传统封建朝廷向现代民主国家的转型升级,使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结构全面更新,真正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凤凰涅槃”。
 
  要深入探讨中国传统国家治理体系的成败得失,就必须对晚清帝制的衰亡以及中国传统国家治理体系的近现代转型做出说明,而该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界长期关注的学术热点。其中,最具影响性和争议颇多的理论有多种,诸如:费正清的晚清王朝挑战与回应理论;金观涛的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理论;马克斯·韦伯的中国文化缺乏新教伦理精神等。毫无疑问,上述理论皆有其合理之处,但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受西方权力、资本、劳动力量的猛烈冲击,晚清内部的权力、资本、劳动三大阶层也在发生着巨大的观念裂变、结构失衡、德性重构和制度变迁,要对中国传统国家治理体系近现代转型的运演轨迹探赜索隐,就必须对晚清以来中西方权力、资本、劳动的伦理冲突予以深入解析,唯其如此,才能对中国近现代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创新发展获得真切的理解与把握,并对国内外学界所关注的相关问题做出科学解答。
 
一、权力阶层的武化趋向与建构现代国家的路径抉择
 
  如何看待晚清帝制的本质特征?学界认识歧义纷呈。金观涛认为,发达的地主经济、大一统的官僚政治、儒家正统意识形态三大系统相互耦合,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其中,在系统整体稳定时期,宗法一体化调节机制使三个子系统保持着相互适应的状态,伴随各种异化性无组织力量的不断加大,原有系统无法稳定运行时,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作为另一种调节机制,开始在剧烈震荡中摧毁旧王朝。之后,宗法一体化机制再次发挥调节作用,新的三个子系统相互耦合,又一代封建王朝开始其重建历程,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就是在这种循环往复的改朝换代中持续运转。[①]然而,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这种超稳定结构遇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随之而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使晚清帝制危机日渐加重,而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正式让大清王朝由盛转衰。但甲午海战中大清王朝被一向视为“倭寇”的蕞尔小国日本战败后,人们愤怒至极,举国上下群情激奋,直到此时,才真正意识到几千年来“天圆地方”的宇宙时空观,以中国为中心的“夷夏之分”和“朝贡体系”,原来皆是国人在东亚范围内自我建构的思想幻相,放置世界而不准。伴随这种“天崩地裂”大变局的出现,国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自信心受到重创,开始对中华民族的经济技术水平、政治制度形态、社会文化观念产生深刻质疑,这种观念裂变既预示着晚清帝制已经步入穷途末路,也标志着中华民族第一次整体性的彻底觉醒。
 
  面对晚清内外交困的艰难危局,在对外海战和镇压太平军的历次战役中,长期耽于享乐的八旗子弟,早已丧失了入关前的飒爽雄风,变得毫无抵抗能力,故只能依靠以汉人为主的绿营军来作战。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湘军、淮军由乡民团练起家,逐步扩张,在平定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历尽艰险,战功卓著,由此奠定了他们在晚清朝廷中的显赫地位。曾、左、李之后,张之洞因在湖北编练新军,成为华中地区重要的武装力量,袁世凯在天津编练北洋新军,成为京畿附近最现代化的军队。1911年,武昌新军发动起义,清廷竟然调不动北洋新军,各省宣布独立,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袁世凯借机逼清帝退位,再以手握之重兵攫取中华民国总统,最后又窃国称帝。袁世凯之后,北洋将领冯国璋、段祺瑞、曹锟等人,在外被认为是督军巡查使,在京则争夺元首位置。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扰攘十余年,北洋之外,东北有张作霖,山西有阎锡山,广西有李宗仁和白崇禧。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新政府,依靠桂、粤、滇军支持,讨伐袁世凯,但不断受到挟制,后依靠苏俄创办黄埔军校,开始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联合中共,北伐成功,统一全国,才出现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②]
 
  在此,我们需要深入思考一个重大问题,即在晚清灭亡前后,国家政权由军人掌控的“武化”现象为何愈演愈烈?陈旭麓曾经以袁世凯篡夺民国总统为例,对此进行过深刻的政治哲学剖析,他认为,袁世凯的成功并不是因为他挟持武力和财力,玩弄权术、鼠窃狗偷才君临天下,因为他当时的社会形象远不像复辟称帝后那样,声名狼藉,臭名昭著。与之相反,他虽然手握重兵,但曾有过庚子之变时在山东保境安民,在朝廷力倡宪政,宣统时期因汉人身份又屡遭满族重臣排挤打压,被迫以退为进,回河南原籍“养病”,而此时的孙中山却被人们看作没有任何军事经验,只会发动暴乱,无法建立社会新秩序。在激进的革命形象和稳健的立宪形象之间,人们自然要选择后者,故袁世凯是被选举出来合法地当上了总统,这反映出当时国民之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心态,即呼唤一个能迅速结束动乱,稳定时局的人物,一个在专制政体倾覆后能重建和平与秩序的人物。[③]质言之,就是全国上下皆渴望一个力挽狂澜的政治强人出现,以实现救民于水火之宏愿。
 
  晚清政治的改革在上述武化趋向的作用下,先后经历了不断试错的几个基本阶段:(1)洋务运动时期。面对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国人普遍将原因归咎于中国军事技术落后,特别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采购和借用西方的洋枪洋炮,在平定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由之掀起了“学西方,办洋务,谋自强”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体西用”,即“师夷长技以制夷”,在不触动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学习西方制作坚船利炮的生产技艺和方法,但1884年中法战争失败,1895年甲午海战失败,人们发现单纯的技术改革无法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开始反思晚清君主专制制度的各种弊端。(2)戊戌变法时期。在反对洋务派垄断国家工业基础上形成的改良派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代表人物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他们通过创办各种学会、学堂、报刊和出版改良维新著作,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1898年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改良派的各种新政被颁布实施,单是1898年6月11日到9月11日这一百天中,就颁布了一百多道上谕,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各个领域,这些措施极大地触犯了以慈禧为代表的顽固派根本利益,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杀害谭嗣同、杨锐、刘光第等六君子,戊戌百日变法以失败告终。(3)辛亥革命时期。戊戌六君子的鲜血彻底惊醒了国人麻痹的政治神经,人们深刻认识到依靠封建统治阶级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无法实现国富民强的政治目标,于是各种革命党纷纷建立,最终聚集到孙中山的“同盟会”旗帜下,1911年9月武昌新军起义,孙中山在南京宣布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各省纷纷响应,1912年2月12日清朝皇帝宣布退位,中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4)军阀混战时期。由于孙中山缺乏强有力的军事力量支撑,其各种政治主张无法在全国范围内真正落实,袁世凯凭借当时的巨大声望取代孙中山成为民国总统,之后又复辟称帝,被各派革命力量所唾弃,抑郁而终。由此中国正式进入军阀混战的黑暗时代,北有袁世凯后续力量支撑的北洋民国政府,南有孙中山在广州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南北政府与各地军阀争斗不断。直到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凭借黄埔军校建立的军事力量,取得北伐成功,最终从形式上统一中国。
 
   反观上述晚清历次改革所经历的反复试错和不断失败过程,有两个根本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挖掘:一是晚清改革派对英国及西方各国国家制度认识的片面性,导致各种改革方案和措施的南辕北辙。由于受到当时资本主义头号强国——英国的不断侵略和掠夺,晚清在追求富国强兵的过程中,自然也就把英国作为自己的榜样来膜拜。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每次改革或革命背后,都可以看到改革或革命的推动者所受英国思想的深刻影响。但19世纪后期的英国,无论在国家政治和经济政策上,还是在意识形态层面,既有传统自由主义,也有各种保守主义,更有新型社会主义,各种理论主张对当时英国的发展在共同发挥作用,但去英国留学或进行考察的晚清精英们,如冯桂芬、郭嵩焘、薛福成、严复等人,为了尽快实现救国图强的目的,只是抓住英国社会某一方面的思想理论或政治主张在国内大加宣传,看不到英国人在各种力量长期性冲突中不断折中前行的政治本性,更难对后起的法国、德国、美国等不同国家的政治特质进行精细化比较研究,从而导致晚清历次改革或革命的不断夭折。二是晚清精英对中国深层社会结构认识的肤浅性,使其无法找到推动改革或革命的根本动力。晚清的历次改革都是由知识分子精英人士和权力阶层开明官僚共同合作完成,他们在不断地推动着这部破旧国家机器艰难前行,但身处晚清社会的广大人民群众,从来都被统治精英们视作愚昧无知的群氓搁置一边。只有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伴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才使中国革命找到了真正的主体力量。当然,中国共产党对救国之路的认识和实践也经历了一个知难行更难的过程,最初学习苏联革命经验,只看到城市产业工人的伟大作用,直到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并汲取了血的教训之后,才找到了中国社会农民阶级这个巨大无比的革命主体力量,从此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
 
二、资本阶层的缓慢崛起与农工经济结构的价值位移
 
  在晚清权力阶层发生观念裂变并努力建构现代国家的同时,一种巨大的经济力量也处在不断的翻腾滚动之中,这就是中国近代资本阶层的缓慢生成。尽管晚清之前中国海内外商贸活动由来已久,但现代意义上的工商业资本阶层的涌现,则完全是是鸦片战争之后的产物。晚清统治阶层在两次鸦片战争和平定太平天国过程中,真正见识了西方坚船利炮的巨大威力,在洋务派的鼓动宣传下,晚清王朝开始大力引进西方的制造技术和管理工艺,其中影响最大的工业企业有:1862年曾国藩在安庆建立的军械所,李鸿章在上海建立的江南机械局,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设立的船政局,张之洞在汉阳建设的湖北枪炮厂等。但这些近代企业以官办或官督商办为主,耗资巨大,贪污成风,受到朝廷上下顽固派的强烈反对,最终这些企业被迫向民用企业发展。[④]与此同时,一大批中国近代意义上的面粉、纺织、轮船、铁路、开矿等民营企业应运而生,据统计,1872-1894年中国近代有资本额可查的企业有200多家,1894-1913年资本在一万元以上的工矿企业有549家。[⑤]
 
  大批量工商业产品的运输离不开交通设施的改善,19世纪后期,正值欧洲工业革命后修筑铁路的热潮,中国也通过举借外债和国内融资,先后修筑起南北向和东西向的若干条铁路,包括今天的津沪、平汉、粤汉、陇海、京太、浙赣等线路,加上长江、珠江等内陆航运和沿海航运,逐步形成一个以中国东半部为主的交通网络,以其巨大的运输量支撑起国内区间的物资交流和国际贸易交流。在铁路、公路、河运、海运的交汇处,一大批著名都市开始兴起,如上海、北京、天津、南京、沈阳、广州、武汉、厦门、青岛、重庆、西安、太原等,这些城市虽然古已有之,但它过去主要肩负着以政治和军事为主的防护任务,其性质以“城”为主,近代之后开始由“城”向“市”转换,其所具有的工商业市场网络中心的功能日渐凸显。例如:在上海周边集中了机器、造船、面粉、纺织、火柴、陶瓷、电器等工业;天津则是化工、毛纺业的中心;汉口是钢铁、机械、日用品的工业中心;广州是烟草、纺织、农产品加工的集中之处。同时,这些都市也是高等教育、观念创新、信息辐射、消费文化的集聚中心,各种报纸、杂志、出版社、戏剧、电影在这里迅猛发展,推动着国人生活起居、品味格调、思想观念的缓慢蜕变,逐步迈向“西化”或“现代化”的征途。[⑥]
 
  农村从属于城市,这是近代欧美资本主义体系的重要特点。伴随我国资本阶层推动的现代工商业的发展、交通设施的改善、都市文化的兴起,也在牵引着几千年来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广大农村发生巨变,加速着农业经济的商品化和小农阶层的不断分化。黄宗智曾对晚清中国华北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变迁进行过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他认为,中国农业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晚清及民国时代,已经成为世界商品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以棉花、花生为例,这些经济作物不再只受国内市场动向的影响,同时也受世界性市场波动的影响,几乎每一次国际市场的周期性运动都直接引发相关经济作物的价格起伏。1863年,美国南北战争引发国际棉花市场价格的波动,在两周之内上海的棉花价格由每包9.8两升至25两,而当时中国出口的100万担棉花直接导致国内棉花短缺,上海的厂家不得不购买印度和日本的棉纱,因此,上海的华商纱厂联合会敦促清政府限制中国棉花出口。19世纪80年代由于花生出口价格上涨,河北的玉田、丰润、滦州等县,开始大面积种植花生,榨花生油的工厂也在天津出现,随后扩展到种植区,这些地方的花生和花生油几乎全供出口,大部分由天津、青岛远销到法国的马赛。[⑦]不仅如此,随着现代交通运输网的出现,中国传统道路网上的车、船、马、轿、脚力、旅社······种种产业的从业人员,也都逐步失业或转行,传统运输业支离破碎,日渐萧条,仅在农村小块地区或西部省份尚存其交通运输功能。
 
  搞清了晚清新兴资本阶层缓慢崛起和农工经济结构的价值位移过程,我们就有必要对这一阶层的德性特质及前途命运予以深入剖析。笔者认为,(1)中国早期资本阶层呈现出逐利求富和素性圆滑的道德二重性特征。所谓逐利求富是指他们敢于冲破传统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桎梏,去大胆追求新时代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在“优胜劣汰”的激烈商战中,高举重商主义的旗帜,提出“商富即国富”、“恃商为国本”的口号,对传统社会“重农抑商”的道德观念展开批判,更新了国人的道德伦理观,极大地改变了清王朝闭关锁国的政治格局,为清廷设立商部、制定商律、颁布奖商章程奠定了社会基础,对民族自强和保国保种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推动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快了中国社会形态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步伐。所谓素性圆滑是指晚清资本阶层由于其发展历程筚路蓝缕,呈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具有的典型性懦弱妥协特质。一方面,他们受到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压迫,不敢与之抗争,1894年中国全部近代产业资本中,外国资本是中国资本的1.5倍;1911年英、法、德、美、俄等帝国主义国家,通过提供贷款和联合经营的方式,拥有中国全部8900公里铁路中85%的股份,在各通商口岸商船的联合吨位中也占85%,使得中国资本阶层毫无抗争优势。[⑧]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封建经济和阶级关系规模庞大,19世纪80年代,中国农业产值占国民总产值的66.7%,工业和手工业仅占7%,而且,资本阶层中的大多数人在农村都拥有或多或少的土地资产,这决定了他们和封建地主阶级关系的根深蒂固性和反封建的不彻底性。[⑨]受上述两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使得他们对待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态度必然是独立性与依赖性兼而有之,特别是资本阶层中依附于洋商的各类买办(Comprador),游走于外商和华商之间,或扶彼以拒此,或扶此以拒彼,其素性圆滑的特质更是昭然若揭。(2)资本阶层的命运多舛。早期资本阶层“从娘肚子里带来的”一系列弱点,使其无法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正常发展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也无力真正承担起中国近代化主干载体的历史使命。到民国时期资本阶层开始分列为官僚资本和民营资本两大体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经过建国初的工商业改造几近绝迹。但我们必须看到,中国早期资本阶层在缓慢崛起中塑造的商人秩序,尽管受到西方帝国秩序和晚清政治秩序的碾压和遮蔽,但它毕竟作为与封建社会截然相异的独特存在,正在努力穿透传统社会织就的致密体,在这一旧肌体里沉淀、发芽、生根、膨胀,催生着一个现代国家的诞生。[⑩]到20世纪下半叶,在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它再次接续历史余脉(如荣毅仁1979年创办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焕发勃勃生机,真正走到了历史前台,毫无疑问,这一阶层的兴衰荣辱将直接决定着中华民族二十一世纪的未来走向。
 
三、劳动阶层的深度分化与臣民国民的身份伦理转换
 
  导致晚清帝制衰亡的主要因素,除了前述权力阶层武化趋向引发的国家制度改革与革命、资本阶层缓慢崛起带动的农商经济结构失衡外,更为根本的原因是劳动阶层的深度分化及其臣民向国民的身份伦理转换。其中,劳动阶层的深度分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首先,产业工人的出现是晚清劳动阶层结构要素发生质变的重要标志。产业工人作为中国的新型社会集团,最早出现于香港、广东和浙江,在那里他们为洋人的造船厂和修理厂做工,之后陆续出现在洋务派创办的近代军械生产厂和民营企业中,据统计,1894年工业无产阶级人数有10万人,1912年已增至66.1万人,[11]大部分来自农村、城市贫民,这些产业工人主要通过洋人买办和各种包工头进入相关企业。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工人的工资收入有所好转,1890年上海机械织布局每人月薪5银元,而直隶农民年收入不到18银元,由此吸引了大批农村劳动力和手工业者入城务工。[12]但当时产业工人的劳动条件极差,特别是在各种工矿企业,工伤事故频发,职业病盛行,卫生条件恶劣,监工横行霸道,一旦赶上灾荒年份,粮价上涨,以提高工资为核心要求的工人罢工现象层出不穷,据统计1898—1899年全国有10次罢工,1904—1906年有15次罢工,1909年至清政府垮台有34次罢工,因为当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工会组织,大量工人业余时间参加各种秘密或半公开社团的活动。[13]此外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工人也在逐步增加,包括商业店员、行业职员、机关雇员等。
 
  其次,伴随农村社会的持续衰败,广大农民的生活状况不断恶化。晚清时期,中国农村的发展极不平衡,全国不同民族和地区呈现出多样化特征。由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工商业发展较快,带动了部分省份农业的发展,富裕农民数量有所增加。但在广大的华北、华南、西北地区,晚清基层政权极端腐败,大量农田水利设施年久失修,旱涝灾害频繁发生,农村经济加速衰败,萧条景象遍布各地,苦力、游民、乞丐、土匪盛行,袭击衙门、劫掠粮仓、烧毁地契等小规模的农民暴动持续不断。[14]据杨庆堃统计,1876—1885年有385次;1886—1895年有314次,1896—1911年高达653次,清政府每次的灭“贼”活动对农民生命和财产的破坏胜过“贼”乱本身。[15]这种农村衰败惨象充分反映到晚清的人口流动层面,嘉庆之后,由于山东、直隶遭受连年灾害和饥荒,清政府开始允许汉族农民向其早年隆兴的发祥地满洲迁移,使得奉天、吉林、黑龙江的人口急剧增加;河南迁移到苏南、浙北、安徽和江西的人口也骤增;广东、福建的破产农民向东南亚移民更是持续不断。此外,在广大农村各种地下会道门组织盛行,诸如:哥老会、天地会、一贯道等,许多贫民在各类会道门内歃血结盟,以求同仇敌忾,相互帮衬。总之,特权肆虐,农村解体,传统崩解,人心涣散,成为晚清覆灭的不祥之兆。
 
  再次,大批农家子弟参加晚清新军是劳动阶层深度分化的重要表征。前已备述,在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中,国家鼓励民间乡团通过联合自保的方式,抗击外敌入侵和抵御太平军的烧杀掳掠,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就是在农村乡土子弟团练基础上迅猛扩张起来,成为平定太平军的主力。清廷甲午海战失败之后,更加舍得花钱加速建设现代新型军队,曾、李、左等老一辈军人出身的朝廷要员过世或淡出后,湖北张之洞和北洋袁世凯的新军快速崛起,至1911年时,中国军队号称100万,实际战斗人员约60万。新军主要兵员来自农民子弟,那些上过几年私塾,能读会写的年轻军人经过培训很快得到重用,加之新军不像旧军那样,高度重视满族贵族血统,而是要凭借自己的战功获得军队和社会声望,如袁世凯手下的曹锟、冯国璋等人,虽出身低贱,但勇敢善战,经过军中教育迅速走上重要岗位,而且清廷规定,服役三年期满后遣散原籍时还可获得数量不等的津贴,上述措施极大地激发了农家子弟和地主文人中的落魄分子投军以图晋身官僚阶层的积极性。
 
  与晚清劳动阶层深度分化相伴而生的另一社会趋势是,社会各阶层的身份认知正在发生巨大位移,即由臣民向国民的身份伦理转换,要揭橥这一现象的深层动因,需探讨四个重要问题:(1)清代中期臣民身份的道德特质。张宏杰认为,中华民族的道德特质在不同历史时期存在重大差别,如春秋战国时代的士人阶层充满理想主义,既不迷信权威也没有思想禁区,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合则留,不合则去,充满一种勇敢、尊严、优雅的贵族气质。汉代人则充满一种率直、粗朴的旷野之气,他们在和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中彰显出勇武豪放的大无畏气概,在欧亚大陆威名赫赫,使匈奴闻风丧胆。而唐人在宽松自由的氛围中,将汉文化中优质、健康、成熟的素质同北方少数民族天真、刚劲、开阔的气质相互结合,形成一种自由自信、胸襟博大、生气勃勃的豪迈气质。[16]但到了清代之后,在极度强化君权、百般压制汉人、多次大兴文字狱的氛围中,朝廷官员变成了谨慎小心、缄默持重之人,他们不做政治家,只做大秘书,甘愿成为有才干无坚守的奴才,乃至以成为皇帝的鹰隼为荣,而普通百姓更是被关进严密专制的铁笼子里,各种权利被剥夺的干干净净,意志被压抑的柔弱不堪,个个成了无法挺直腰板,甘做驯服、听话、忍耐力极强的臣民。(2)帝国主义入侵促发新型民族国家观迅速确立。伴随欧美列强的大肆入侵,人们逐步了解到欧美民族国家与晚清封建王朝有本质区别,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的几十年,正是欧洲英、法、德、美、俄各民族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彼此争霸的关键时期,如德国作为欧洲后发资本主义国家,在19世纪后期俾斯麦时期,高举日尔曼民族沙文主义旗帜,迅速成为一流强国,东临日本也自称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和民族,在明治维新之后,一举超过自己曾经长期拜师求教的中国,成为亚洲头号强国。上述世界范围内民族国家在激烈竞争中快速崛起的事实,极大地刺激了国人的中枢神经,迫使人们对晚清王朝的所作所为进行深入反思,开始了不做大清臣民而做新型国民的持续抗争。(3)晚清朝廷对汉族大臣的强烈敌视。正当张之洞、袁世凯及各省新军在强化新型军队建设的时候,晚清王朝开始了军事改革,1903年在北京设立练兵处,企图完全由中央控制新军,预设新军共36镇,每镇官兵12500人,组成清廷常备军,并只能由满洲将领统帅。1907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和直隶总督袁世凯被调到北京任军机大臣,不再让他们直接统兵,这两个统帅着晚清最强大军队的军人实际上是被明升暗降,这促使人们彻底看清了满清王朝只为一族私利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的本质特征,袁世凯被迫称病回原籍“休养”,这构成了之后湖北新军造反起义,袁世凯逼清廷退位的根本原因。(4)晚清教育改革对国民身份的重塑。晚清1905年废除实行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开始按照西方课程设置和教学模式建设新式学堂,实施重大教育改革。在此之前,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在建设新式军队的同时,也开办了众多新式陆师学校、水师学堂等军事学堂,并分批派遣军官到欧洲深造,到张之洞、袁世凯时,又兴建大批新式武备学堂,单是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上,在保定就办了六所武备学堂,倾力培养现代军官。特别是西方基督教会的传教士们深入穷乡僻壤,传播西方文化,吸引大批信众,在中国城乡也兴办了众多新式学堂和大学。[17]上述各类新式学堂所开设的西式课程和教学内容,如滚滚大潮冲击着中国传统社会以四书五经和科举考试为核心的儒家教育体系,也在广泛推动着中国社会各阶层由传统臣民观念向现代国民观念的急遽转变,它预示着以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为代表的“中华民国”终将代替仅代表满族私利的“大清王朝”,梁启超梦寐以求的“少年之中国”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必然抉择。
 
  正是在上述中西方权力、资本、劳动三大要素的激烈冲突之中,晚清传统型政治、经济、社会结构逐步瓦解,一种新型的现代型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日渐生成,这一现象既不同于费正清所讲的晚清王朝对西方的简单挑战与回应,也不同于金观涛所主张的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周而复始的运转,更不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中国文化缺乏新教伦理精神,而是中国数千年来全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结构的整体性位移。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其所领导的历次革命运动,从根本上改变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工大众的社会地位、心性结构和精神面貌,这完全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改朝换代的农民造反运动,它预示着一个崭新的现代性主权国家的出现,这个主权国家内外结构的全面更新,犹如一次彻底的“凤凰涅槃”,它终将对整个人类的历史走向产生深远的改造和塑型作用。
 
 
  本文首发于《湖南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
 
   作者简介:靳凤林,1963年生于河北省新乐市,清华大学哲学博士。现任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伦理学教研室主任,兼任中国伦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政治伦理学会会长、北京伦理学会副会长。近年来主要从事政治伦理和比较伦理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①]金观涛、刘青峰著:《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220页。
[②]许倬云:《万古江河》,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96页。
[③]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三联书店出版,2018年版第314页。
[④]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05页。
[⑤]马敏:《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页。
[⑥]许倬云:《万古江河》,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08页。
[⑦]黄宗智:《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28页。
[⑧]马敏:《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7页。
[⑨]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9页。
[⑩]施展:《溢出:中国制造未来史》,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版第309页。
[11]汪江虞、聂宝璋:“关于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的斗争资料”,《经济研究》1962年第3期。
[12]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三联书店出版,2018年版第124页。
[13]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62页。
[14]萧公权:《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九州出版社,2017年版第479页。
[15]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80页。
[16]张宏杰:《中国国民性的演变历程》,湖南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57页。
[17]西方传教士由于具有献身精神,比西方商品走的更远,他们在偏远农村传播过程中,接受的教徒大多是社会底层人物,故多受农村绅士们讥讽蔑视。但在城市传播过程中,入教信徒社会上层人士居多,这是基督教传播史研究中,值得高度重视的一种现象。
 
(责任编辑:宣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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