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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璐颖 黄强:金钱政治、人权双标及短视民主:制度伦理缺失带来的道德创伤透视

时间:2020-09-25 16:18 点击:
  导语
 
  从人和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看,人是社会的主体,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之所以愿意并能够组成社会,就在于“自然赋予人类以无数的欲望和需要,而对于满足这些需要,却给了他们薄弱的手段。”人为了实现自身欲望,满足需要,必须对他者救助,组成社会,依赖社会。而当单个的人组成社会,个人就成为了社会的人。而成为社会的人,就必须规则地生活在人群和社会空间中。对社会而言,最基本的规则就是制度。制度是否道德,决定了社会是否道德、人是否生活的道德。只有社会普遍规则(制度)的确定获得了普适化的道德内涵时,人的社会化行为才可能获得道德规范,人才能在生存竞争中道德地生活。因此,制度伦理、制度道德建设在人类生活和人类文明史上才显得特别重要。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论证了制度伦理的重要性。他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造成社会失范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本身的正当性发生了问题。制度伦理就是对社会普遍性的规则、制度进行伦理和道德的诉求,是人类生存发展中的制度建设的普遍伦理理想和道德准则的全面确立问题。人类一切反道德和非道德的因素和行为,都与制度的非道德和反道德倾向相关,并且最终都根源于制度的反道德倾向。从这一角度来说,在制度伦理缺失的背景下,社会很容易会发生道德危机和道德创伤现象。
 
  道德创伤就是社会中反道德的现象和事件对个体或群体道德价值观造成的倾覆。引发道德创伤的原因是纷繁复杂的。制度伦理的缺失、社会的不公、目睹暴行、肆意杀戮等,这些都是道德创伤的诱发因素。近些年,西方国家民粹主义、示威游行频发,根源在于西方政治制度设计出现了问题,即制度本身缺失伦理,缺失公正,进而触发社会的不公和矛盾,导致了显性或隐性道德创伤。以美国为例,由制度伦理缺失导致的群体性道德创伤主要体现为以下三方面:
 
由金钱政治而触发的道德信任危机
 
  在西方文化传统基础上产生的宪政在多元多样多变的时代,已弊病丛生,这一制度有着设计上的先天缺陷,以西方多党制和议会制等为主要内容的“宪政民主”已经成为极化政治和金钱政治的代名词,权钱交易大行其道,逐渐沦为金钱政治的奴隶。被金钱绑架的政治使美式的民主变为了虚伪的民主,普通民众的政治权利遭到剥夺和忽略,从而引发了公共信任危机。
 
  1.金钱政治
 
  美国是宪政民主制度的国家,民主制度是实现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形式。而这种民主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选举。西方的民主理论认为,只有实行竞争性政党制度,通过民意选择和政党博弈,才能产生出比较理想的执政党和领导人。然而,今天的西方政党已经被选票绑架,政党政治成了选举政治,议会民主成了选票民主,选票成为政客“登基坐殿”的敲门砖。为了把符合资产阶级要求的人物推上政治舞台,美国设计一套精巧的选举制度,对选民资格重重限制,剥夺了大批美国公民的选举权,并把金钱当作选举的筹码。也就是说,民主靠选票,而竞选要金钱,金钱和选举的关联使得有些人可能由于经费的原因无法参加竞选,表面上平等的候选人之间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平等,靠金钱不可能选出真正代表老百姓意愿的人,金钱政治难以保证公正性和独立性。西方政治人物与资本利益集团之间并不是赤裸裸的一手交钱一手办事的权钱交易模式,而是通过一种特别的利益输出途径实现的,即利益集团影响政治人物,政治人物制定出偏向利益集团的公共政策,最终谋求各自的特殊利益。随着经济自由化、金融化的不断发展,金融寡头日益成为西方经济和政治的主宰。政党与寡头同坐一条船,形成利益共同体。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本是华尔街的投机家们惹的祸,但美国政府却挪用纳税人的钱,为华尔街巨亏买单。所以,主流政党无论信奉什么,都不过遮羞而已,实际上都与大资本抱团联姻。因为没有资本的支持,他们谁都不可能上台。
 
  由金钱政治导致的后果极为恶劣,一方面剥夺了民众参与政治的权利。美国低收入人群的投票权受到严重的限制,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披露,2010年至2015年,美国有21个州通过了限制投票权的新法律,有14个州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实施了限制投票权行使的新措施。这些法律和措施的主旨是阻止穷人登记投票。美国《新闻周刊》网站2017年11月21日报道,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因贫穷而被剥夺了投票权。另一方面,金钱政治使得输送利益合法化。政治献金带来的一个后果是,少数的富人拥有比大多数更大更多的权利,所指定的政策图利富人,损害穷人利益。而富人会通过利益回报和竞选捐款与政客进行利益交换,让政客为他们的利益代言。这就是一种变相的权钱交易。共和党人总统里根、老布什、小布什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石油等能源公司的巨额捐助。于是,作为回报,里根就在任内推动了取消石油、汽油的价格管制;而布什父子则通过发动两场伊拉克战争,把石油储量占世界第五的伊拉克牢牢控制在手。民主党方面,克林顿接受了更多信息科技产业的财政支持,上任后就积极推动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吹响美国“新经济”的号角;而奥巴马之所以在金融危机之后对“银行匪徒”太过仁慈,则是因为大型金融集团曾为他的竞选活动慷慨解囊。再一方面,金钱政治加剧了社会问题解决的难度。在美国,枪支泛滥、枪支暴力是一个困扰社会多年的重大政治社会问题。校园枪杀案和公共场所枪杀案等大规模枪支暴力案件时有发生。美国每年有3万多人死于枪支造成的他杀、事故和自杀,有1万多人死于枪支暴力,有20多万人因枪击受伤。如果严格控制枪支,这些伤亡大多可以避免。但是,美国步枪协会等反对控枪的利益集团通过介入选举和进行游说成功地瓦解了控枪努力。
 
  2.金钱政治导致的信任危机
 
  金钱政治暴露了美国社会的本质,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实质就是富人的政治,与底层民众毫无关系。在金钱支配下的美国,没有钱,一切有关政治参与的议论都是空谈。宪法有关的民主权利,只有口袋里有足够多现金的人才能享受。这种虚伪的,被金钱裹挟的政治无情地碾压了“人权”,引发公众的信任危机,让民众落空了对政府的民主期待,引起群体的愤怒和社会的动荡,导致群体性道德创伤时有发生。信任是对他人品质和行为的肯定性认识,是一种心理预期和心理预判。道德信任是基于对对方品质和行为肯定性的认知而形成一种良性社会道德关系。说谎、欺骗、背叛等都是背离道德信任的典型行为。这些行为会打破人们对冒犯者的信任,进而导致社会整体性的不信任,严重削弱公民的安全感、满足感和幸福感,摧毁公共道德体系。在美国金钱政治的操纵下,富人的权利和地位总是置于上层,穷人和普通民众的利益永远处于随时被牺牲、被消耗的一方,这种政治不公、社会的不平等日益透支了民众对政府的信心与信任。2011年席卷整个美国的轰轰烈烈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人们打出的口号是“99%反对1%的统治”,折射出民众对政府和利益集团贪婪和腐败的仇视。2016年4月15日开始,美国境内30多个城市举行反“金钱政治”抗议示威,数百名抗议民众在位于首都华盛顿的国会山前举行游行示威和静坐,要求国会通过立法,解决权势阶层利用巨额献金绑架政治,改变目前特殊利益集团和富人阶层能够无限制向政客竞选提供政治捐款的现状。民众称,政府要加大教育的投入,完善医疗体系,但政客们却忽视这些问题,因为这些决策法案会极大地影响特殊利益集团从现实中获利。如果美国不能解决政治献金问题,美式民主将无法做到真正代表普通民众,是虚伪的民主。由此可见,由金钱操纵的虚假的美式民主是富人的独角戏,给社会造成了信任危机,触发了群情激昂,并引发群体性的社会骚乱。
 
由人权的双重标准导致的道德价值迷茫
 
  人权标准是衡量各国人权政策、人权立法、人权状况和人权实践所依据的原则或尺度。美国一直标榜自己是“自由、民主、人权”的国家,但从推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谋求世界霸主地位的需求出发,在对待本国和他国人权问题的态度上,奉行“双重标准”,攻击他国人权政策和人权状况,给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构成了威胁,也给国内和世界他国民众带来了道德创伤。
 
  1.人权双重标准的做法
 
  以高标准要求他国,以低标准衡量自己。美国每年发布他国人权报告的方式,评价他国的人权状况。从1977年来,美国已经连续发布了35次“别国人权报告”。2008年来,美国不顾本国经济发展受困、居民生活下降、社会动荡不安、人权状况恶化的事实,以“据说”、“据信”、“据传说”、“未经证实”、“没有资料表明”等方式对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权状况进行指责或评论。2019年12月,美国国会众议院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严正交涉,无视新疆发展的巨大成就,恶意指责中国的人权状况,执意通过所谓的“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粗暴干涉我国内政,歪曲抹黑中国去极端化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无端指责中国政府治疆政策。此项行为不仅损害了中美两国人民的感情,更是暴露了政客的虚伪和无知。对外无底线,对内有禁区。近年来,美军内部不断爆出性侵丑闻,毫不夸张的说,发生“性侵”就如同家常便饭一样。根据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数字显示,美军在2013年至2016年间,性侵指控超过2万件,平均每天13起左右。可怕的是,美军高层对待这些事件采取“和稀泥”“不作为”的态度。仅2016年,就有58%的受害者因举报而遭到报复。这不得不让人对美军乃至整个美国引以为傲的“人权”提出质疑。
 
  在解决地区事务上采取双重标准。在地区事务中指责一方侵犯人权却袒护另一方,在他国内部指责一方侵犯人权而袒护冲突的另一方。这也是美国推行双重标准的惯用做法。比如,美国以萨达姆搞种族仇杀,以反恐为由发动伊拉克战争,而在伊拉克战争中,无数的平民葬身战火中。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日来,因明尼苏达州警察过度执法致使黑人死亡的事件持续发酵,种族歧视的社会情绪一度蔓延了美国境内70多个州 ,一夜间,美国沦为了愤怒的火海,到处充斥着警民冲突、抢劫、枪击。社会的不公已经积累到人们难以忍耐的极限,社会张力和韧性全线崩塌。美国常以人权自居,而事实上,不管是疫情中大量的百姓死亡,还是平日里黑人的权利长期得不到保障,这些无疑证明了美国所谓的人权,只是他们的一块“遮羞布”而已。
 
  2.双重标准刺激下的群体性价值消解
 
  在美国人权的双重标准影响下,国内与他国的民众不同程度地罹患了显性或隐性道德创伤,发生了价值消解和价值迷惘。道德价值观念是人们的善恶、是非、好坏等观念,是主体所形成的对客体认识的欲求倾向,是对外界事物和行为的评价、取舍的标准以及所欲达到的理想性目标。价值取向决定观念、思维的方向和目的,它是人们思想的内在精神动力,在道德活动中起着驱动性和控制性的作用。人们进行价值判断,确定价值取向常常根据一定社会或阶级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即依据社会所认可的道德通则对道德事实进行善恶价值评判。而社会道德评价标准代表了一个社会的主导力量所倡导的道德原则和规范的要求。对个人来说,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具有约束性的力量。当这种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无法代表社会、时代的利益,具有反道德、非公正的倾向时,就会让世人无所适从,无法理性地对个人意向和欲望进行正确把握,进而会产生价值迷茫和消解,也让人落空了对社会公共价值体系的期望。比如,美国近日爆发大规模的反种族歧视的示威游行。警察在面对不同种族时所采取的差异性应对方式体现了双重标准,对于有色族群暴力执法已成为美国社会的顽瘴痼疾。这种处置方式引起了群情激愤,造成了社会撕裂,引发了民众对不平等的公共价值体系的绝望,产生道德创伤,进而产生大规模的社会骚乱。而美国在国际社会、地区事务上的攻击和干涉,处心积虑借口人权问题颠覆他国政权,动用武力干涉别国事务,而其军队却不断爆出侵害人权的丑闻,也让其道德形象一落千丈,其一直以来宣扬的人权、道德等价值观也是形同虚设,这种虚伪的道德面目、人权的双重标准引发国际社会、他国人民的频频指责和愤慨。
 
由短视民主导致的道德认同解构
 
  美国的政客已经被眼前的困难和短暂的利益遮蔽了双眼,很难看清自己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所在,为了保障既得利益,维护政治地位,他们竞相讨好选民,政治主张和政治立场可以随意更改,这些充分暴露了西方民主的短视。这种短视民主下所做出的决策,置社会大众的利益于不顾,使人民很难对政府和政客继续保持认同和服从,从而时常引发群体性道德创伤。
 
  1.短视民主现象的透视
 
  西方宪政民主困境之三是短视民主,就是不加节制地只顾眼前利益,忽略长线投资。2008年以来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这其实是美国宪政绝对保护下的金融家一手制造的灾难;暴露了打着“改变”旗帜赢得大选的奥巴马总统应对危机的乏力。远水解不了近渴濒临倒闭的美国银行发出最后一声叹息:我多想有一天,哪怕一天,实现公有制的社会主义。而在极端利己主义的思想指导下,美国政府不负责任地实行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大量发行货币(QE),为美元掺水。美国大选中,两位竞选人为拉选票可以牺牲政党信念,掀起带有民粹主义性质的竞争浪潮。他们为了赢得选民甚至会提出带有经济民族主义特性的竞选纲领,比如主张限制中国、墨西哥和贸易保护,反对经济全球化和大规模移民。为了赢得选举胜利、维护自己的政党利益,政党们的眼光最远也就是停留在一次选举计票上,所关心的不是削减赤字,提升经济竞争力,至于由全球化所产生的诸如生态环境保护、民族国家主权让渡、全球治理等新课题,更是不在其视野范围之内。为了讨好选民,他们竞相向选民许诺给予种种好处,甚至政策主张和政治立场还可以变来变去。可以看到,美国政客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做出不切实际的决策,不能从长远出发定义国家利益,甚至欺骗群众,党内斗法,忽视了整体和社会的长远利益。正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所说:“我们撒谎,我们偷窃,我们欺骗。这才是美国不断探索进取的荣耀。”一味地不加节制地追求当前利益最大化,到头来只会导致国家发展利益最小化。美国开国者们一再告诫,“危险的野心,更容易隐藏在热心保护人民权利的面具之后”“防备没有事实依据的舆论影响……在大家极为迫切的福利问题上,尤其要加以提防”。在这些开国者的理想中,选举产生的贤能者“最能认清国家的真正利益所在……最不可能为了暂时的局部利益而牺牲国家的整体长远利益”。这次新冠疫情中,美国号称是世界医疗技术最先进、最发达的国家,但感染人数却属世界之首。究其缘由,就是科学让位于政治,人命让位于私利。在竭力挽救生命和片面追求经济数据上,一些政客一味地加速重启经济,加快制造业回流,罔顾本国人民的生命健康。这既暴露了他们的冷漠冷血,更暴露了美式民主的极端短视性和虚伪性。
 
  2.短视民主影响下的道德认同解构
 
  道德认同是主体在经历认真考察和反思之后,在立场上给予道德规范以肯定,进而接受和执行。道德认同是将外在的道德规范和道德要求从强制的压抑状态进入到主体纯粹的自制境界。外在的道德规范和道德要求给个人提出了所肩负的职责、使命的要求,既立足于现实,又高于现实,代表着社会普遍的意志。要认同、服从和践履道德义务就需要主体排除私心杂念、勇于承担,即使进行必要的自我牺牲,依然可以毫不犹豫地坚持。而要认同和践履道德规范和道德要求则需要社会统治阶级及其政党意志正确且具有权威性。当主体置身于一个价值观念正当、价值取向明朗,善恶方向明确的社会,他会感受到外在道德的压力。这些道德要求会向社会各层面辐射和渗透,且当道德要求得到了社会组织力量、行政组织措施实施,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时,那么主体就会在行动路线的选择中,努力寻求最佳方式,以表达他对道德规范和要求的亲和。如果统治阶级和政党意志取向错误,不具备权威性,个体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虚假、价值颠倒的社会,进而社会的个体就不会认同统治阶级所做出的决策,道德要求无法深入人心,甚至还会引发大众的群体骚乱和激愤,产生道德创伤。近日美国密西西比州的镇教堂被蓄意纵火,纵火者在教堂附近停车场写到“Bet you stay home now you hypocrits.”(你们这些伪君子,现在肯定还在家里吧)。以此宣泄对政府的不满。而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抗议者则背“火箭筒”扛“机关枪”示威游行,抗议政府的决策。由美国媒体在6月7日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80%受访民众认为美国国家形势已经失控。可以说,美国民主制度的短视性激发了群众的不满和怨恨,引发了群体性的道德创伤和社会骚乱。

 
  作者:王璐颖,海军军医大学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军事伦理与军事文化,曾提出“道德创伤”这一概念。道德创伤是反道德现象及行为对个体或群体内在道德价值体系的冲击,是自我道德矩阵的倾覆,进而引发心理、生理乃至临床的病症。
 
(责任编辑:宣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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