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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霄:国家治理的伦理系统:概念、功能、构架与运维

时间:2021-02-06 17:34 点击:
  摘要:
 
  国家治理的本质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建立一套规范性系统。要建成这样一个系统,不仅需要制定一系列设计完备、相互衔接的制度体系,更需要在运行这个制度体系的过程中形成一种良性的活动机制。伦理系统是这一规范性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家治理来说,伦理系统有三种核心的治理功能,分别是超越型和谐、道德赋能和定义同一性。伦理系统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可分为三层构架,分别是“政治-行政”伦理、“职业-企业”伦理、“社会-社区”伦理。这个伦理系统本身需要具备四个关键的构成要素:伦理委员会建制、政策导向型研究、定制伦理守则、培训职业道德。这个伦理系统若运转良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必将蹄疾步稳地迈入新境界。
 
  2020年1月,湖北省武汉市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开始在全国各地大面积流行。这次流行的病毒性肺炎扩散快、隐蔽性高、根治难,造成疫情防治工作的复杂程度不断升级,对公共卫生系统的应急管理能力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很多评论者由此认为,这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在起步阶段的一次突击“大考”。目前来看,在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政府以令世界刮目的能力、毅力和担当成功地应对了这次突击考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强化了公民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和文化归属感,又一次向世人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但从国家治理的长远发展来看,完全靠大规模使用国家行政力量应对突发性公共危机不能成为常态。由于其成本大、代价高,这种方式虽然高效,但不能常用。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这种方式进入常态化,势必会固化某种行政惯性,导致主要依赖行政力量包揽公共管理、应对公共危机的被动局面。而这与国家治理的理念和思路是不相符的。所以,其长久之计是,我们应当把国家行政力量所展示出来的活动效能,转化为一种在国家主导下由国家和社会共建共治的常态运行的治理体系,通过进一步深化和协调国家与社会在治理体系中的关系,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当前,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大部分地区防疫工作逐渐进入“下半场”的态势下,已有不少科研机构和专家学者在国家治理这个大主题下,开始有针对性地启动一系列“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应急管理研究”,如重大疫情应急管理体系、关键物资生产与流动管理、公共卫生法制建设、公共危机舆情应对、公共危机中的心理干预与疏导等。但遗憾的是,除了这些“刚性”治理研究主题外,很少有人关注“柔性”治理机制研究,特别是伦理治理方面的研究,如“危机管理与社会伦理调控”等。其实,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伦理问题几乎涉及防疫工作的方方面面。[1]这些伦理问题让我们发现,现行的治理体系中还存在很多“bug”(漏洞)。要解决这些“bug”,光靠治理的“硬件系统”支撑是不够的,显然还需升级治理的“软件系统”。而“伦理系统”就是其中的关键一个。有了这个伦理系统,“把国家动员起来”的组织效能就会转变为一种常态化的伦理力量。这种力量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激活和释放治理体系的硬件配置,还能不断调动治理资源扫除漏洞以保障治理体系的稳定性。所以,国家治理体系要运转得好,就必须安装这个伦理系统。
 

伦理系统的治理本质:规范性社会生态系统与适应性创制
 
  国家治理的本质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建立一套规范性系统(normative systems)。这个规范性系统不能仅仅用“典章式”的制度体系来概括,而应被理解为一个良序的、“活的”社会生态系统。要建成这样一个系统,不仅需要制定一系列设计完备、相互衔接的制度体系,更需要在运行这个制度体系的过程中形成一种良性的活动机制。按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来理解,前者是治理体系的基础,后者是治理能力的核心。
 
  严格地说,这个规范性系统是不可能凭空建立的。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不能以外在于一定社会实在的规范性逻辑去建立这个系统,把这个系统变成由这种逻辑设定出来的产物。所以,这里所说的“建立”,指的是一种适应性创制(adaptive initiation),即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根据社会实在的特性所进行的调整、革新或改造。这个社会实在的特性,本文主要是指伦理特性,即一定社会从历史继承下来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风俗习惯、性格特征、道德理想、内心信念等。之所以称它们为伦理特性,是因为生活在这些特性中的人,会把自己的主观特殊性和某种共同体的客观普遍性统一起来,并认为这种统一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这些伦理特性源自社会中真实存在的伦理实体,如中国式的家庭。而这些伦理实体的生活样态才是这个世界现实的模样。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治理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政治安排,只有立足于这些伦理特性,才可能建立起来并有效运转。这不是说政治安排要因循守旧或固守传统。其实,即便是强大的风俗习惯,也不是不能改变的,但其前提必须是对一定社会伦理特性的理解与把握。孟德斯鸠曾在《论法的精神》中,盛赞为斯巴达立法的莱库古甚至可以运用自己的智慧冲击城邦“久已养成的习俗”。在孟德斯鸠看来,莱库古之所以能成功,显然是因为他对斯巴达城邦政体及其民情的了解,基于此才能“把偷窃与正义感、最残酷的奴隶制与极端的自由、最残忍的感情与极致的宽和融为一体,从而为城市带来了稳定。”所以,孟德斯鸠认为,法律都应该是量身定制的,是立法者在了解“事物本性的必然关系”的基础上制定的。而“事物本性的必然联系”就是特定国家的物质条件、政体性质和民情(mores)。好的立法者既洞悉这一切,也善于因势利导。这才是“法的精神”。
 
  孟德斯鸠提及的“事物本性的必然联系”,类似于我们所说的作为社会实在的伦理特性。孟德斯鸠讲的“法的精神”,和我们在这里强调的“建立规范性系统要适应一定社会的伦理特性”是一致的。更进一步地说,法治不但要契合这些伦理特性,还可以稳定、优化、提升和重组这些伦理特性。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讲,这就是法治的规范性功能。立足于这一功能,法治构成了国家治理之规范性系统的两大支柱之一,为社会的良序运行提供了刚性的约束机制。但是,仅凭法治还不足以支撑整个社会的规范性系统。国家治理的规范性系统还需要“德治”即伦理系统的驱动。伦理系统虽然也是一种约束机制,但这种约束是一种自我约束,其目的是为了追求某种道德价值。离开了一定的道德理想和目标激励,伦理系统的约束机制就会变成“为道德而道德”的教条体系并因而失去意义。关于这一点,中国古代的德治思想说得很明白:“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意味着,伦理的约束是因心中有荣辱的“格”,而非不走心的“免”。所以,国家治理的规范性系统有两大支柱,一个是依法治国的法治系统,一个是以德治国的德治系统(伦理系统)。对后者而言,当国家治理主体开始把一定社会的伦理特性从自在状态向自为状态转化的时候,伦理系统就处在有意识地被构造和发展过程之中。在这一点上,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是有自觉意识的。
 
  历史地看,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个概念在1979年被首次提出之后,国家就开始有意识地建设新时期的伦理系统。按官方语言来表述,这个伦理系统的建设叫做“思想道德建设”。从1979年到2019年的四十年间,国家在建设这个伦理系统的过程中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1979年-1992年这13年间,思想道德建设的主题是政治领域的“政治正确”。蕴含并主要体现为道德内容的思想建设,决定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性质和方向。而思想建设的根本目的,是巩固社会主义原则在政治领域的指导地位。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制定并颁布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是这一时期的标志性文件。这部文件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领域第一部纲领性文件。在1992年-2012年这20年间,思想道德建设的主题是“适应经济”,即建立一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这一思想道德体系,在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被明确地表述出来。但在这20年思想道德建设的大背景中,2001年提出的“以德治国”方略和《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是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它的标志性意义主要有三个:其一,强调从法治和德治相互配合的角度开展治国理政,完善了对规范性社会系统的整全性理解,具有重大的国家治理意义;其二,作为“以德治国”方略的具体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颁布转换了思想道德建设的重心,即从以“政治宣教”为中心转向以“规范建设”为中心,从而更加契合“治理”的特征;其三,国家首次在思想道德建设体系中把公民道德凸显出来专门加以筹划,体现了国家对规范性伦理系统建设的高度自觉。
 
  2012年-2019年这7年间,思想道德建设的主题是“社会治理”。它有两层含义:其一,思想道德建设发生了“治理转向”,有全面融入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工作的发展趋势。其标志性事件是中央在深改委第九次会议上审议通过的《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组建方案》。这个方案里首次提出了要“构建覆盖全面、导向明确、规范有序、协调一致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在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指导下,“伦理治理体系”建设将进一步融入国家治理体系的方方面面,成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的主要内容。其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伦理特性的高度概括,为制度体系的设计和治理绩效的评价提供了理念、方向和依据,也体现了治理主体把伦理特性以政治社会化的形式融入国家治理的文化自觉。可以说,这里是个转折点,意味着思想道德建设开始从“适应经济”的“适应”阶段,转向“适应性创制”的“创制”及其“引领”阶段。以上两点为思想道德建设的“治理转向”奠定了两个基础性条件:一是伦理创制借助政治社会化方式融入并调适社会,二是文化自觉引领政治社会化过程。这两个基础性条件为构造新时代国家治理的伦理系统开辟了道路。
 

伦理系统的治理功能:超越型和谐、道德赋能与定义同一性
 
  要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建立伦理系统,既要有一个能够嵌入国家治理体系的伦理构架,同时这个伦理系统也要具备相应的构成要素。本文将在第三部分讨论前一个问题,把伦理系统的治理构架分为三个层次:“政治-行政”伦理、“职业-企业”伦理、“社会-社区”伦理。文章第四部分将从伦理系统日常运行和维护的角度讨论四种系统构成要素,即伦理委员会建制、政策导向型研究、定制伦理守则、培训职业道德。但在此之前,笔者想着重讨论伦理系统三个核心的治理功能:超越型和谐、道德赋能、定义同一性。在笔者看来,了解这些功能,会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伦理系统的治理构架和治理运维。
 
  超越型和谐(transcendence in harmonization)是指个体从私人视野向超私人视野转变的一种意识过程及其行动表现。在这个过程中,个体会把自己的主观特殊性与某种客观普遍性自觉地联通起来,在主观意志与客观意志相统一的基础上行动。这是伦理的本质特性。这一特性对治理活动来说至关重要。
 
  首先,所有治理活动得以进行的前提是“把人动员和组织起来”。动员得好意味着人们可以在共同意志的概念下迅速聚集。而组织得好则意味着这种聚集是有条理的。对前者来说,这种聚集是一种超越私人视野的提升。对后者来说,这种超越是在一种和谐有序的环境中进行的。可见,动员和组织活动本身就是一种伦理活动。这意味着,当伦理特性转化为治理体系中的系统惯性,动员和组织活动就会变得日常社会化且高效。
 
  其二,在遭遇重大或突发性公共事件中,伦理系统的超越型和谐功能可以发挥巨大的协调和稳定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从作为形式原则的和谐概念转化来的共同意志,将在定言命令的意义上不断减震社会动荡,保障特殊情况下的治理活动能够在可介入的环境中进行。
 
  其三,超越型和谐功能天然地适合政治活动,有助于提升公民的政治道德。国家治理是一种政治活动,需要公民超越个人层面思考关于共同善和美好生活的问题,需要公民在这种思考中发展出承担共同责任的语言及其行为。这个过程是公民不断超越自身、追求卓越的过程。同时,这个过程也是公民道德的养成过程。
 
  其四,超越型和谐功能发挥作用的过程也是权威形成的过程。虽然作为治理主体的权威可以有很多面向,但所有的面向若要长久树立,都离不开伦理力量的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讲,伦理特性是作为共同意志人格化的权威形象最持久稳定的品质。
 
  道德赋能(moral empowerment)主要指伦理系统向子系统或个人释放和输送权能。相比之下,在治理活动中,如果说超越型和谐产生的是“聚升效应”,那么道德赋能产生的就是“下沉效应”。“下沉”意味着伦理系统将赋予子系统或个体不断提高自主性的权能,通过激励他们投身于对影响自身环境的改变,促使他们更加自主地控制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在增强技能的同时强化责任意识。道德赋能作为一种重要的赋能形式,对治理活动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首先,道德赋能的治理功能契合现代治理活动对治理主体多元化的要求。所谓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就是让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活动,这一治理模式有别于由政府一家自上而下包揽所有治理活动的传统威权模式。由“一家”向“多元”的转变,意味着政府要“下沉”更多的权能给更多的治理主体,赋予社会和个体在治理活动中更大的自主权,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共享自治的成果。在这个过程中,伦理系统始终发挥着交互增强自主意识和责任意识的赋能作用。
 
  其二,道德赋能将塑造治理主体的道德能力(moral agency)。这种能力主要分“辨识能力”和“行动能力”两种。在前者,它会增强治理主体对伦理问题的敏感性,帮助治理主体在复杂的治理环境中自主判断、自行选择。在后者,它会促使治理主体在“辨识能力”的基础上发生随附性行为,即辨识结论同时激起行动意志,并引发自我约束或帮助他人的行为。
 
  其三,“辨识能力”和“行动能力”,可以在治理活动中,以道德合理性为基础发展出共同道德话语和意见协商机制。共同的话语模式是相互理解、对话交流、形成共识的前提。而意见协商机制是解决纷争、形成一致同意、做出集体决策的必要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伦理系统就是一个可平台化的治理方案解决机制。
 
  定义同一性(defining identity)指伦理系统可以引起或强化个体与治理共同体之间的认同关系,主要是个体对共同体治理文化的认同。它是一种深层次上的心理认同,是对治理文化中所蕴涵的价值观念的认同。伦理系统不但可以塑造这种认同,还可以使其成为“强认同”。
 
  以中国的治理文化为例。中国国家治理的特点和重点历来是“民生政治”。这与中国自古以来“民为邦本”的政治文化是一脉相承的。相应地,中国人对民主政治的理解也是“民生治理”,即民主政治的核心是解决老百姓在现实生活中主要面临的实际问题。由此可见,中国人对本国的治理文化是高度认同的。在传统社会,这种高度的认同关系是建立在“君”与“民”之伦理关系基础上的。在古代政治生活中,“君”与“民”不是孤立存在的“无负荷自我”(unencumbered self),而是在伦理关系中相互依存的“情境自我”(self-in-situation),他们彼此在这种伦理关系中负有不可推卸的道德义务。宗法制更是给这种伦理关系加持了一种抽象的血亲模式(君父-子民),使两者的关系不但更加亲密,而且自然而然。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为邦本”的政治文化其实就是中国的“德治文化”。这种文化在“国”与“民”之间建立的亲密的伦理关系,既强化了从政者关心民众生活,并以民生治理为核心评价政绩的治国方针,也培养了中国人源远流长的“国家情结”。如今,虽然属于封建社会伦理的“君-民”关系已不再适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这种政治文化中的积极面,即始终保持国家与民众之间亲密的伦理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伦理系统应当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担负起这个职能,在承继优良政治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塑造和强化国家与民众之间的现代伦理关系,既让国民在这种伦理关系中获得更深厚的自我认同(self-identity)和尊严感(self-esteem),也让国家在这种伦理关系中聚集更多的政治能量造福于民。
 

伦理系统的治理构架:“政治-行政”伦理、“职业-企业”伦理、“社会-社区”伦理
 
  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可以从政治国家、经济市场、社区社会三个层面构架伦理系统,分别建设“政治-行政”伦理、“职业-企业”伦理和“社会-社区”伦理。这里用短横线把政治与行政、职业与企业、社会与社区隔开,并不是说要从二分的或对立的角度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而是为了着重强调总体与具体之间内在的联动关系。在上述三对关系中,前者是总体,后者是具体。
 
  (一)“政治-行政”伦理建设
 
  在“政治-行政”伦理这一层面,治理的主题是从国家的角度处理国家与社会的伦理关系。这一关系又分别涉及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国家应在一定伦理观念的引导下建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既不能脱离其社会基础寻求抽象的发展逻辑,也不能采取事务主义的立场仅仅把自身看作是对社会经验式的响应,而是要在立足社会的基础上,以引导社会的方式发展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里的引导不仅包括各种发展战略和规划,以及由这些战略和规划衍生出来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还包括和这些战略、规划、法律、政策高度融合的伦理理想、道德信念、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国家应当在整个治理体系中增强伦理敏感度,不仅对各项治理措施承载的价值观念有清晰的认识,还能把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伦理评价及其道德后果充分地考虑进来,全体系、全方位地提升各层级、各领域、各环节治理的伦理质量,充分发挥伦理道德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积极作用。
 
  我们应当知道,这不是对国家的特别要求,也不是给国家治理体系添加的额外负担,而是治理活动的内在要求和中国特色的文化精神使然。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文化。这个文化的核心就是教人做一个好人,国家要成为一个“有道德”的国家。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精神》里说:“中国人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必先修其身。’个人、家庭、国家、天下,都有一个共同的任务,就是要发扬人类最高的文化,表现人类最高的道德。所以中国人的国家观念,是一种‘道德的’国家,或是‘文化的’国家,所以必然要达成到‘天下的’国家。”中国人的这种国家观念是和古代德治思想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更重要的是,中国古代的“德治”不只是一种观念或理论,而是和中国古代政府的组织制度、考试和选举制度、教育和学校制度、赋税制度甚至国防和兵役制度融为一体的。德治观念对政治制度体系起着极为重要的引导作用。脱离了这一点理解中国古代的“德治”,只强调德治思想或政治制度细节,是不足以掌握中国古代治国理政之精髓的。可以说,这既是我们国家的文化传统,也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和其他文化传统相比,其特色和优点所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作为新时代治国理政的纲要与核心,理应在继承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继往开来、推陈出新。
 
  其二,应在国家层面建立重大社会问题治理的伦理协调机制。2019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组建方案》。会议指出,科技伦理是科技活动必须遵守的价值准则。组建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其目的就是加强统筹规范和指导协调,推动构建覆盖全面、导向明确、规范有序、协调一致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要抓紧完善制度规范,健全治理机制,强化伦理监管,细化相关法律法规和伦理审查规则,规范各类科学研究活动。这是我国首个在国家层面针对重大社会问题专门建立的伦理协调机制。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的组建,标志着伦理治理正式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成为国家治理的一种建制化力量。可以说,这是对“以德治国”理念最好的落实和诠释,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创新举措。除了科技伦理委员会之外,还有不少科学家和伦理学家很早就在倡议组建“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虽然我们还不了解即将组建的科技伦理委员会是否包含生命伦理委员会的职能,但就发展趋势来看,在国家层面通过伦理的方式处理和解决社会重大问题的机制,将逐步建立和完善,这些机制或将全面融入国家治理体系。
 
  同时,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一部分,国家层面组建的伦理协调机制可以不断向下规范和引导已经建成的或可以筹建的伦理治理组织,把这种伦理协调机制所能发挥的治理功能层层传递下去。这个伦理协调机制不仅能把治国理政的价值观念通过实际工作传递下去,其本身还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风险预警、防控中心。这个伦理机制如果运转良好,那就相当于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安置了一个能让老百姓放心的“社会良心”。
 
  其三,确保政治目的与行政手段在治理过程中的伦理一致性。国家治理的政治要求是通过行政力量执行和实施的。因此,前两个方面提到的政治伦理问题,在实际工作中是要通过行政力量部署或落实的。这意味着,政治伦理意图是否能够贯彻并实现,关键在于政治目的和行政力量是否能在伦理上保持一致。所以,政治伦理和行政伦理之间会有一个协调问题。但这里提及的政治伦理与行政伦理的关系,不是威尔逊和古德诺所说的“政治-行政二分”意义上的对立关系,而是一种目的和目的内涵的手段之间的关系。“政治-行政二分”理论适应的是西方国家的党争政治。为了尽可能地减小代表不同政治立场的政党轮流上台执政对行政系统造成的影响,把行政与政治分开,就能在保证行政系统独立性的同时,避免党争政治对国家权力运行系统的干扰。
 
  但中国不存在西方国家的这种情况,政治与行政在根本上并没有冲突,其一致性和协调性要远高于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我们通常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从某种意义上就是指这种一致性和协调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现行的中国政治体制中,政治与行政的关系就没有问题。政治目的与行政手段脱节就是其中一个。在理想情况下,行政手段应当是政治目的内生的手段。但行政手段有时也会因为追求自身效率而偏离原本的政治目的,或是在误解甚至扭曲政治目的情况下造成权力的越界或滥用。这些偏离、越界和滥用,要么是对行政伦理的不自觉,要么就是行政伦理观念与政治伦理观念不在一个频道上。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行政工作中经常强调的领会“文件精神”的要求,其实就是要让行政的伦理领会政治的伦理,从而在伦理上能够保持一致。
 
  (二)“职业-企业”伦理建设
 
  这里的“职业-企业”伦理建设和下一节讨论的“社会-社区”伦理建设,是从伦理的角度讨论国家与社会的两种关系。伦理是联结国家与社会的一种重要的关系和纽带,是让国家权力和社会秩序达到某种平衡的团结性力量。制度体系也好,管理方法也罢,从根本上讲,都只不过是某种目的的内在手段。而这个目的就是建立伦理的共同体,即共同体成员的自由与共同体的和谐,能够处在一个结构性的平衡之中,使共同体成员能够在典型的或非典型的环境中做出伦理行为。凡是有助于建立伦理共同体的制度设计、管理方法、技术条件等,其本身就是合法的、合理的、有效率的或公正的。各个企业或行业能否建成伦理共同体,各种社会力量或社区能否建成伦理共同体,涵盖市场和社会的国家能否在此基础上建立更大规模的伦理共同体,是衡量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标志之一,也是国家治理的根本归宿。
 
  从发展职业伦理的角度探寻国家与社会的协作关系,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是第一人。在涂尔干看来,国家与社会的正当关系既不是一种建立在各自逻辑基础上的制约和对抗关系,也不是由个体经验汇集在职业群体中形成的功利要求自然过渡为国家政治。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其正确打开方式应建立在一种相互需要的协作关系上。而建立和维系这一协作关系的恰恰是职业伦理。从社会这一方面来看,“首先,社会激活了历史传统的当下生命,法团所具有的共有制形式以及凝聚着集体公共性的仪式、意识和精神,都是构造现代道德不可或缺的基础。其次,职业群体构成了连接个体与国家的一个重要中介既可作为个体所依恋的组织性载体,同时也为国家政治构成了富有弹性的保护带,从而避免了盲众性的个体因政治不满而形成不断革命和复辟的往复变迁。”涂尔干在这里提到的法团是源于罗马时代、复苏于中世纪时期带有宗教社团性质的职业组织。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法团组织已不复存在。在涂尔干看来,这是他那个时代的法国社会之所以金钱至上、社会失序、道德滑坡的主要原因。涂尔干写作《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就是倡导要在经济社会中重建现代意义上的法团,即职业伦理。而职业伦理在协调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上所发挥的功能,上述引文已经说明。这意味着,我们不能仅仅从日常的“职业道德规范”这个角度来理解职业伦理。而应认识到,职业伦理有其重要的公共政治功能,是现代社会系统和国家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系统软件”。
 
  不过,随着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形式的不断变化,职业伦理的运行方式也应当随之发生改变。在涂尔干所处的时代,法团的成员基本是由手工业者组成的。但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社会最基本的功能性组织是各式各样的企业。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形成集团化后,甚至可以介入公共政治,发挥以往只有国家才能行使的某些社会职能。因此,现代意义上的职业伦理,应当是以企业伦理为核心,包括以企业为基础建立的行业协会在内的“职业-企业”伦理体系建设。从这个意义上讲,“职业-企业”伦理当中的职业概念也含有行业的意思。
 
  更进一步说,在现代经济体制中,企业也只不过是资本力量的活动载体和再生产组织。所以,“职业-企业”伦理建设的本质其实是用伦理治理资本,即对资本的活动方式和再生产过程进行伦理治理。我们通常所说的市场力量,其实是资本力量的市场化。有其自身逻辑的资本力量及其人格化的利益集团,作为一种巨大的社会权力,在现代社会系统乃至国家政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意味着,国家与社会的现代关系主要是国家与资本之间的关系,因为资本俨然已经成为最大的社会驱动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职业-企业”伦理建设不仅仅是一个伦理事件,也是一个重大的国家政治事件,只不过是以经济伦理作为表征的国家政治事件。
 
  如今,从规范理论的角度来看,business ethics(企业伦理学或商业伦理学)、welfare economics and ethics(福利经济学与伦理学)和政治哲学里的分配正义理论(theory of distributive justice),都在讨论与本文提及的“职业-企业”伦理相关的话题。这些研究领域业已形成的一些概念和分析框架,完全可以用来研究和发展“职业-企业”伦理建设。但笔者在这里想要提倡一种可以作为“职业-伦理”建设举措的评价性概念:企业社会成就评价(corporate social achievement, CSA)。简单地说,这个概念讨论的是:如何按照可操作化的指标讨论企业对社会所作出的贡献。我们的设想是,在一个操作得当的评价系统中,当这个评价系统可以被纳入某种治理体系的时候,这个系统可以带来这样一种良性的循环机制:即企业通过开发和提供有更多社会价值的产品和服务给消费者的同时,赢得消费者对企业信誉的积累。这种累积的信誉作为一种可度量的社会资本,可以在特定的资本市场引导资本投向信誉资本高的企业。如果这个闭环一旦形成,在这个价值链条上所有的人都将受益。更重要的是,每个人不仅在受益,同时也在做正确的事。
 
  (三)“社会-社区”伦理建设
 
  国家与社会的另一层关系反映在以社区为主要载体的社会层面。“社会-社区”伦理在这个层面上同样可以发挥“职业-企业”伦理的公共政治功能,即它既可以是个体所依恋的组织性载体,同时也为国家政治“在社会的最基层”构成了富有弹性的保护带,从而可以避免盲从性的个体因不满而引起的社会动荡。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我们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理解为“国家与作为市场的社会”和“国家与作为社区的社会”两种关系,那么,分别建立在这两种关系上的“职业-企业”伦理和“社会-社区”伦理,就是国家可以通过治理活动为社会秩序的稳定设置的“避震器”。相比“国家与作为市场的社会”的关系,“国家与作为社区的社会”的关系更为复杂、更为琐碎。高难度系数的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也给“社会-社区”伦理建设提出了更多、更特殊的要求。不过,在基层社会生活中,由于伦理道德在调节日常人际关系方面发挥着主要作用,伦理建设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恰恰可以产生意想不到的巨大效果。实际上,但凡治理得比较好的社区和社会聚集区,都是伦理建设方面也做得好的社区。只不过,这一情况不容易被人察觉。
 
  当前,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的复杂形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利益主体和利益诉求日趋多元导致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如何统筹兼顾多元利益考验着政府和社会驾驭复杂局面的智慧;其二,群众的权利意识迅速崛起导致政府权威的降低,如何做好新时期的群众工作考验着政府赢得群众信任的能力;其三,风险社会的特征日益凸显导致社会安全感下降,如何应对各种类型的风险考验着政府和社会应急管理的能力;其四,信息化、网络化时代的来临导致的双刃剑效应,考验着政府和社会如何驾驭虚拟社会、如何与时俱进的创新能力。这四个方面具有高度的伦理相关性:
 
  其一,利益主体和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带来的社会矛盾往往不能通过输送额外利益简单抹平。因为如果有额外利益可以输送也就不会产生利益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利益诉求往往都是利益主体在自己的立场上对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要求。协调这样的问题,如果不从追求“利益最大化”,转变为谋求“有限制的利益最大化”或“合作剩余”,就不能最终解决问题。而引起这种转变的重要方法,就是建立一个可以在共同话语背景下进行商谈的平台,同时把“有限制的利益最大化”或“合作剩余”,设置为这个商谈平台的话语背景。这就是“商谈伦理”。
 
  其二,目前,中国社会社区治理模式主要分行政型、合作型和自治型三类。从行政型社区向合作型社区的转变和过渡,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社会治理的发展趋势。不难发现,这个转变和过渡过程就是政府在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中不断下放权力,建立一个由政府、社区组织和社区居民作为共同治理主体的治理模式。政府不再是唯一的治理主体,而是逐渐转变为治理主体的一种,让社会力量和社区居民承担更多的治理主体的角色。这样一来,更多的主体权利就意味着有更多的治理责任。居民的权利意识就和基层治理的民主参与建立了正相关关系。与此同时,政府的权威并没有降低,反而会通过社区居民更多地参与社区治理而提高。这个由居民参与治理的自治过程,其实就是伦理学里讲的自律过程。
 
  其三,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再一次敲响了风险社会要加强应急管理能力的警钟,又一次强化了人们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需要不断提升的意识。同时,通过这次疫情,也让我们看到了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中,因忽视伦理建设所造成的各种“凉心”后果。缺少这种伦理建设会让人失去一种最基本的道德素质即对人的不尊重。由于不尊重人,很多地方像防病毒一样防湖北人;由于不尊重人,很多地方的管理手段简单粗暴吓死人;由于不尊重人,不少人不顾是否危害他人健康而隐瞒病情或拒不配合防疫工作。反过来看,由于广大医护工作者尊重人,他们才会成为勇敢的“逆行者”;由于有良心的科学家尊重人,他们才会说实话、办实事、做好事;由于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和名人尊重人,他们才会施以援手,捐助对防疫工作最重要的物资等等。虽然大多数人也能理解,处在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中的人们难免会有一些过激的或反常的举动,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平常做好伦理建设,在遇到突发事件的时候,人们从容应对、以礼相待的情况才可能是大概率事件。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做个形象的比喻:伦理建设是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这个有机体最好的免疫系统。
 
  其四,在信息化、网络化时代,信息技术对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最大挑战,莫过于由信息传染发酵所造成的盲从效应。这种盲从效应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源于日常事件,一种源于突发事件。日常事件的表现是:经常性地通过有价值观植入的信息左右人的情绪和价值判断。这种日常事件有时候并不引发社会事件,只是引起共鸣,但对人的价值观的影响却具有温水煮青蛙的效果。另一种是突发事件,是指借助已经发生的公共事件迅速煽动民意、激化情绪、策动群体性行动,或是直接在网络上聚集舆论,通过爆炸信息策动公共事件。这两种表现形式有时候会配合在一起发挥作用。如那些容易被激起的群体往往就是那些被日常信息传播“洗脑”的群体。所以,治理主体应当高度重视网络治理。在人人都是自媒体的移动互联网时代,不能再把网络仅仅当做手段和窗口。网络本身就是群众舆论、就是扩音器、就是课堂,就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要做好这类网络治理工作,一方面要把网络当做思想宣传的主要渠道,提供有价值含量、知识含量的信息产品;另一方面要在线上和线下同时布置舆情疏解通道和应急方案,以备不时之需。只有做好这两个方面的工作,才能让网络更多地发挥积极价值和正能量。
 

伦理系统的治理运维:伦理委员会建制、政策导向型研究、定制伦理守则、培训职业道德
 
  伦理系统的治理运维这部分讨论的是系统运行的构成要素。这意味着,伦理系统不是一个虚体,而是一个可以有组织、有专业队伍、有特定目标和任务的治理实体。要建成这样一个系统化运行的治理实体,伦理委员会建制、政策导向型研究、定制伦理守则和培训职业道德这四个构成要素缺一不可。
 
  (一)伦理委员会建制
 
  伦理委员会是维系伦理系统在国家治理体系中运行的实体组织。伦理委员会建制就是建设伦理系统本身,其建设内容主要包括但不限于随后将要讨论的政策导向型研究、定制伦理守则和培训职业道德。从操作层面上讲,伦理委员会建制应当嵌入国家治理体系的各个相关环节和层面,以不断驱动伦理系统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治理功能。
 
  政治学里讨论的委员会主要有如下一些功能:(1)委员会可以处理一些复杂的公共事务。这些事务不能简单地通过执行或照做来处理;(2)委员会可以是正式的决策实体,能推动更高效和迅速的决策;(3)委员会可以对公共政策进行分析与辩论,使各方的观点和利益都能充分地表达出来;(4)委员会可以进行行政协调和信息交流,确保所做的决策建立在充分掌握信息的基础上;(5)委员会有咨询建议、审议和审查监督的功能,主要涉及对不确定性和风险的讨论以及相关的合规性审查;(6)委员会可以有专业分工,如专家委员会、协调委员会、分委员会等,进而推动专业技能和知识的积累。[1]政治学里讨论的这些委员会的功能同样也适用于伦理委员会。只不过,伦理委员会处理的是伦理相关性问题。在西方国家,伦理委员会是重要的日常事务处理机构。以美国为例,绝大多数政治机构、科研教学机构、公共组织、企业公司、社会团体等,都设有实际运行的伦理委员会,并制定有明确而详细的行为规范。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不仅是我们通常认为的法治国家,其实也是一个德治国家。
 
  (二)政策导向型研究
 
  伦理治理工作需要有一个强大的智库系统来支撑,这个智库系统专门从事以应用为导向的政策研究。所谓政策导向型研究,就是研究可在实际工作中运用的治理政策。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政策导向型研究不仅是一种应用伦理学研究,还是一种以应用伦理学研究为框架,重新整合原有伦理学资源的研究类型。首先,这种研究以问题为导向。这些问题并不来源于学科知识,而往往是现有的学科知识不能加以概括的新的现实伦理问题。这需要我们采取回到问题本身的研究立场,不能囿于学科视野。其次,政策导向型研究是实质性的跨学科研究,是多学科专家联合开展合作研究的会诊。这些跨学科领域的专家既要有跨学科研究的视野和背景,还要在合作研究中开启“范式”模式,即认同和共享共同价值,探索不同概念和分析框架的共同使用方式,一致遵守科研伦理规范,一致使用良好的沟通与协商方式。再次,由于这些研究最终都要落实在政策当中,这意味着,这类研究是一种带有工程学性质的转化型研究。传统的伦理学研究成果在这里只能作为背景知识,而关键则在于这些知识向政策的“转化”。这种转化才是这类应用伦理学研究的核心与主要内容。最后,要对政策导向型研究体系本身进行研究。这是一种支撑性研究。比如说对政策评价及其回馈系统的研究、在政策研究过程中关于信息数据采集和社会伦理调查的研究等等。应用伦理学研究只有转变到这个轨道上来,才能符合政策导向型研究的基本要求,实现伦理学研究的现实治理作用。
 
  (三)定制伦理守则
 
   治理体系中的伦理守则(code of ethics)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日常道德要求,不是停留在书面形式和口头形式上的道德规范。治理体系中的伦理守则是具有“法典化”意义的行为规范。这意味着,它不是“装饰性文件”,而是一种“日常操作手册”,是由专业组织制定的、对相关人员具有现实约束力的行为规范。除了伦理守则“法典化”的特性之外,还应强调伦理守则的“定制”特性。定制伦理守则,意味着治理主体需要根据特定的治理对象所从事的特定工作专门制定行为规范。特别是对那些高度专业化的职业领域,更应当在充分熟悉业务流程的基础上制定伦理守则。在具体定制伦理守则的过程中要处理好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应当把组织追求并坚守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原则在守则中公开明确地表达出来,让组织内外的人对组织目标和功能都有一种基于价值的理解方式;其次,伦理守则既可以“立足价值”(value-based),也可以“立足合规”(compliance-based)。前者更加注重价值引领和组织成员的自我管理,而后者则更加注重通过严格细致的规范条文指导成员行为。这类守则一般对违反条文的后果及其处罚方式有着明确的说明。很多组织专门设有合规部门(compliance office)来管理这类事情。有些组织也会把两种类型的伦理守则结合起来使用。但无论如何,为了伦理守则的可操作性,必须列出具有实质性的指导行为的规范条例。最后,应当在组织中成立专门的部门负责伦理守则的合规管理,尤其应当在伦理守则中对举报违规行为的“吹哨人”(whistle-blower)给予保护。不仅如此,伦理守则的制定应充分尊重伦理共同体的习俗、专业等特殊性。应给予制定伦理守则的组织在法律框架内高度的自由裁量权,且伦理守则必须是透明和公开的。
 
  (四)培训职业道德
 
  伦理系统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几乎影响着每一个人。因此,从伦理治理的重要性来看,应当在各行各业广泛开展职业道德培训,不断提升治理工作者的道德素质。
 
  首先,道德是人在生活经验中养成的。人的伦理观念的形成就是对这些道德经验的体验和认识。但人在这个层面所获得的道德认识往往只限于常识道德,还不能深入理解道德和伦理概念,也不大可能超越私人的视野思考公共善的问题。因此,概念化的道德教育和专门的道德实践就显得十分必要。这两项内容在古代社会都是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在现代社会,概念化的道德教育主要由学校教育承担,但本应由职业培训承担的专门化的道德实践活动是缺位的。特别是和业务活动结合起来的职业道德培训和概念化教育更是缺乏。职业道德一定是需要培训的,因为常识道德根本无法处理日益复杂的职业伦理问题。
 
  其次,职业道德培训是一项拥有专门技术含量的学习项目,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道德说教。对工作环境中伦理问题的敏感性识别、对分析复杂伦理问题所要运用的概念和框架、对看待公共性问题不可或缺的视野、对道德判断和评价所运用的推理技巧、对改善人际沟通所需要的道德知识、对自我心智的发展所要掌握的思想方法等等,都需要专门的职业道德培训来完成。显然,这些专门的知识和技能不是动动嘴皮和拍拍脑袋就能捣鼓出来的。
 
  其三,在伦理守则发生着实际效力的组织治理中,以守则内容为合规要求进行专门的适应性训练是极为必要的。它应是这类组织开展职业道德培训的主要内容。通过针对伦理守则的培训,组织成员不仅能提升自己的业务技能,还有可能使自己升华为职业伦理共同体的一员。
 

结语
 
  建设国家治理的伦理系统是一个长期且繁杂的工程。限于篇幅,本文提及的伦理系统的治理功能、治理构架和治理运维,只能从大的方面进行概括、提炼和总结。所以,很多具体的细节都没有涉及,也无法展开进行深入讨论。但这种从大面处理的方式容易给人带来某种总体性直观,可以使人更为系统、整全地看待问题。总的说来,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建设的伦理系统,应涵盖和吸收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思想道德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各类资源,应联合行政、市场、社会三方力量统筹建设,应借助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术力量发展伦理研究型智库,应把国民教育系列作为道德教育的主要渠道纳入进来,应充分挖掘优秀传统文化和优质西方治理经验为我所用。这个伦理系统若运转良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必将蹄疾步稳地迈入新境界。
 
 
  作者:张霄,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
  本文发刊于《中国治理评论》2020年第1期
 
  
 
    
 
(责任编辑:宣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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