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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义天: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的四个阶段 | 马克思主义与伦理学

时间:2021-02-06 17:38 点击:
 
  尊敬的万老师,尊敬的朱书记、小锡老师、建华老师,还有各位师长、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
 
  首先,我代表主办方之一——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对出席第五届全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论坛的各位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感谢各位前辈多年来的支持和帮助,感谢李建华老师和浙江师范大学的朋友对这次活动的精心安排!刚刚峰宇教授提到了,我们的这个全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论坛今年已经是第五届。想想时间也是过得很快,一晃就5年过去了。我还记得,5年前我和张霄两个人商量操办这个事的场景。当时,2015年,第一届论坛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会议室召开的,当时只有一桌13个人。转眼5年过去了,现在我们的现场有100多人,几乎是当时的10倍!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也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
 
  有人说,“是你俩带动了这项研究”。不是的,不是我们带动的。我们几个年轻人能带动什么呢?我们只能带动的只有自己的学生而已。有人说,“是你俩激发了国内学界这方面的研究热情”。也不是的,这也不是我们激发的。因为,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或者说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观点来研究伦理学,在当前的中国伦理界和马克思主义界本身就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只不过,我们目前有一个比较便利的联系方式,有一个比较便利的交流平台,所以我俩才能比较有效地把大家聚集起来。而且,真正到了聚会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的同道有这么多!我们的同仁有这么多!
 
  在我们这些人里,有些是从伦理学领域进入马克思主义领域的,包括我在内,包括张霄在内。还有很多人,是从马克思主义领域进入伦理学领域的,像峰宇、嘉昕等等。但是,我想,如果我们总是强调学科的分野,那么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这样一个跨学科的问题面前,我们的思想将是非常苍白和脆弱的。实际上,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从我的角度来看,带有一种使命感。一方面,现代中国伦理学必然不能缺失马克思主义。就像王小锡老师刚才回顾我国伦理学70年历程所展示的那样,新中国的伦理学,很大程度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李建华老师也写过一篇谈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的文章,用意大概也是如此。另一方面,这种使命感还体现为一种传承。在这次来浙江之前,我去了一趟宋希仁老师家,向老人家汇报了一下论坛的准备情况。要知道,宋老师从5年前的第一届论坛开始,就一直参加我们这个聚会。这次他因为前段时间身体不大好,再加上路途遥远,就没参加。但是,他一直非常关心这次论坛。而且,在交谈中,宋老师告诉我,他现在还计划写一本伦理学教材,可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想,我们不仅应当从老一辈学者那里直接获得知识的教益,更应当从他们那里继承研究方法和学术精神!
 
  近两年,我在做马伦史(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的工作。有人问我:马伦史怎么写?我说,马伦史一点也不好写。因为大家都知道,“马克思有没有伦理学”本身就在知识合法性上是一个问题。在这种条件下,我们该怎么写?我想,不如回头去看一下,西伦史(西方伦理思想史)是怎么写的。所以,我前段时间把万俊人老师的《现代西方伦理学史》又重新翻出来,尤其是第一卷,认真看了一遍。我突然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两个“30年”。第一个“30年”是说,这本书是1990年出版的,但万老师序言的落款时间则是1988年,这意味着该书的写作距今已有30多年。虽然30多年过去了,但即便现在看去,这本书的材料选择、人物品评以及结构安排,作为一本伦理学史,也依然是成立的。我想,一本书在30多年后还立得住,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那么,我们今天所做的马伦史,30多年后还会不会有人看?还会不会有人觉得它基本站得住?第二个“30年”是说,1988年的时候万老师不过30岁。对于一个人文学者来说,30岁是非常年轻的。但这个年纪也可以做出很多有原创性的东西。比如,摩尔1903年出版《伦理学原理》的时候,也才30岁。相比之下,我们现在年近40岁,却还常常缺乏理论的自信和勇气,确实不应该。所以我想,在座各位很多都是同辈的年轻学人,我们应以老师和前辈们为榜样,在年轻的时候不仅要多做点积累性工作,而且要做点创造性工作。今后回顾起来,才会觉得没有虚掷光阴。
 
 
  我今天报告的内容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的四个阶段》。对此,我的一个基本考虑是,如果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确实存在并且具有一个历史性展开过程的话,那么应该如何对它进行分期或分段。这是一个非常基础性的问题。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究竟是哪些人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研究主体。假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有自己的伦理思想,他们当然应该算在内。但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还应该包括他们的一些后继者,比如第二国际的理论家,比如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这样一些既是理论家又是革命家的重要人物。此外,还有第三种类型,那就是一些较为纯粹的学术研究者。这三类人的文本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他们所讨论的问题、他们所发生的争论、他们所提出的观点,就是我们要诉说和描述的这段思想史的具体内容。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的作者可以分为以上三类。
 
  其次,这三类作者所探讨的问题大致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近200年中所涉及的主要命题、所发生的主要事件、所经历的主要变化;第二种是在这个现象背后的联系、原因、规律以及未来趋势。为了处理好这两类问题,我根据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以及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史,把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划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我相信大家可能已经猜到了,那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阶段,也就是从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登上思想舞台直到马克思、恩格斯相继去世,即1895年前后。这是一段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本身伦理思想的演进过程。在这个过程内部,我觉得,从宏观来讲,又可以划分为三个小阶段。第一个小阶段是在1845年亦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当时,他们的伦理思想还是一个比较单纯的人道主义立场。
 
  第二个小阶段,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创造以后。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共产党宣言》,一直到《资本论》。这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探讨甚至是批评道德的思想深入阶段。第三个小阶段则是在此之后。晚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写下了《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等作品。在很多方面,他们又有一点回到了规范性的批判维度。整体来讲,这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的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去世以后。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道德问题没有做过多讨论,而且即便是在同一个文本当中也都有不同解读空间,因而后继者们在道德问题上产生了巨大分野。我们现在常常提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美学界的道德论与非道德论的分野,其实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去世之后不久,这个分野就已经出现了。深受新康德主义影响的伯恩斯坦倡导建立伦理的社会主义,马上遭到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的批评。但进一步地,对考茨基的批评,一方面来自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比如卢卡奇、葛兰西、科尔施等对于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的重新肯定;另一方面来自苏联建立前后,比如列宁、普列汉诺夫这些人,对共产主义道德和无产阶级道德的正面建构。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的这个阶段,你会发现,许多讨论或成果不仅限于欧洲,而是有一个往东偏移的过程。随着苏联的建立与发展,随着苏联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系列建制化措施,比如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成立,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及其发展明显发生了向苏联思想界的偏移。
 
  那么,第三个阶段从哪里开始呢?我把它划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是20世纪的重要历史事件,也深刻影响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发展。第一个影响是,世界大战结束后,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重新激发了西欧和北美学界的学术思潮。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正面阐述和建构,也就在这样一个相对和平、趋向学理化的环境中涌现出来的。比如,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梅洛·庞蒂的《人道主义与恐怖》,还有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这样一些出现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存在主义代表作。与之相对应的是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批评,比如《保卫马克思》《读<资本论>》等等。同样在这个时期,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尔诺写了两本非常重要的伦理学作品:《最低限度的道德》和《道德哲学的问题》。此外,还有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弗洛姆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哈贝马斯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等等。尤其到了20世纪80年代,哈贝马斯又相继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道德意识与交往行为、德性与伦理生活的文章,以及举办以法律与道德命名的一系列讲座等等。相应地,在英国出现了新左派运动。在新左派运动里面,汤普森作为第一代代表人物发表过一篇重要的论文——《论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从而激发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之中。那个时候还有一个人很重要,他就是我们伦理学界非常熟悉的麦金太尔。在1953年的时候,麦金太尔就出版了一本书叫《马克思主义:一种阐释》,后来在1968年改版更名为《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更重要的是,他在1959年发表了一篇长篇论文——《道德荒原笔记》,并分成上下。这篇文章体现出,麦金太尔早年已经开始试图用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东西来描述马克思主义,认为后者蕴涵着关于人类伦理和道德,尤其是具有关于欲望和秩序之间关系的论述。同样在这个时期,美国学界也出现了丰富的讨论,尤其是分析马克思主义在北美地区的兴起。而这一点我们今天很好理解。为什么?因为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多优秀的欧洲知识分子来到北美。所以,北美地区在战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前后,开始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学者。我觉得这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思想史现象。
 
  关于第四阶段,我相信,应当联系苏联的变化和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变化来看。因为,东欧剧变的历史事件造成了一个深刻的影响,那就是,整个苏联或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至于说这个新阶段到底是意味着往上走还是往下走,这还需要深入的研究。但无论如何,因为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巨大波动,这个阶段的欧陆和北美地区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因为,曾经长期以来构成“对应关系”的一方消失了,另一方需要重新调整自身。比如,欧陆学界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对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这是新近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种明显摆动。对此,我就不再赘述了。
 
 
  总之,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是一件非常有挑战性的工作。为什么?因为这些不同的研究者或写作者谈论的其实是不同的伦理问题,这些问题处于不同的维度或层面。所以,他们并不是在同等程度或同等意义上涉及了马克思主义的伦理思想,也不是在同等程度或同等意义上建构了马克思主义的伦理思想。
 
  然而,恰恰是因为如此而给我们带来一个启发: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我们到底是要首先发现一个稳定的伦理框架或范式,然后去描述这个伦理范式在17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的变化,还是说,我们要去描述的,仅仅是这些思想家们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不同回答?
 
  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叙事策略。第一种意味着,我们预先全盘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本质特征,然后观察和判别它的各种变化。第二种意味着,我们根本不预设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本质特征,但是我们会对它进行尝试性的回答和建构。在这个过程中,有的思想家的回答可能是比较厚重的,有的可能是比较稀薄的。正是这些不同的回答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我想,两者是完全不同的策略。而在我看来,第二种策略似乎要更好一些。它使得我们得出一个暂时的结论,那就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不是由关于同一种回答的不同表现形式构成的,而是由关于同一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式构成的。也就是说,不是共同的答案把他们串联在一起,而是共同的问题把他们串联在一起。这当然会给我们这些历史的书写者带来巨大的挑战,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一种挑战,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才变得富有魅力、值得探求。
 
  作者:李义天,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教授,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文原载于《伦理学与公共事务》第八卷。本文系根据作者在第五届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论坛上的即席发言之录音整理而成,经作者本人校读定稿后出版。
(责任编辑:宣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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