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抗击疫情 >

王文东:疫情大流行下身体伦理的四个问题

时间:2020-05-09 18:37 点击:
  导言
 
  新冠肺炎(COVID-19)现在已发展为全球大流行的程度,它直接打击文明核心和生产力要素之根本——人的身体,全球人类已进入一场保障生命安全、保护身体健康和保卫生命价值的生死战之中。“身体”在语义学上指躯干和四肢,在生物学上指人或动物的整个生理组织,在医学上指人或动物的生理组织构成整体和健康状况;而在哲学伦理学意义上,“身体”是一个事实上生物体的存在,与事实和超事实之上的人的精神的结合体。新冠病毒进入人体后疯狂复制,人的免疫细胞相应在短时间大量分裂,双方斗得两败俱伤,大量病毒不能及时清除,危害人体,累及性命。新的研究表明,这种病毒可能会在较长时期内与人类共存。
 
  在人类社会处于与病毒交战的关键时刻,我们既需要“当下地”从各专业、技术或业务领域,为挽救生命提供有效策略和应对方案献策出力,也需要从哲学的角度,反思疫情之下身体伦理的基本问题,即它如何被重新唤起、如何本真存在、如何有效实践以及如何持续发展。
 
  一、身体伦理如何被重新唤起
 
  疫情侵扰,病毒威胁笼罩全球,直接把我们拉向保障生命安全、保护身体健康和保卫生命价值这一议题。身体是医学的物质化载体,身体结构决定人的感觉、知觉、意志与精神形态,人的生理与精神取向的道德性评价必须通过身体的指示度量。在某种意义上,身体即人,包括临床的、自然的、社会的以及文化的、哲学的有生命的人和人的生命;身体伦理也即生命伦理,身体既被看作是一个肉身的、意识的(精神的和灵性的)集合,也是一个综合自然生物性、个我道德性和社会伦理性的整体,自身有求善的意识、能力和动力机制。身体伦理作为人在完全意义上的整全伦理,天然地追求肌体内在平衡和外部和谐,力求生命的价值、尊严和意义,因此身体在伦理上的善是一种客观的实在。身体伦理学以身体的感受为中心,注重身体的知觉、体验和文化差异,研究对象由身体本身扩展到一切与身体相关的议题,旨在破除本质主义,并对身心二元分立基础上的伦理范式进行前提反思和理论重构。
 
  死亡凶险和危机迫近,使任何对游艺乐趣、钱财贪欲、权力欣羡的衡量,都相形见绌。对于追寻身体之善和生命存在美好意义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死亡更坏的了。基于突如其来的、人们尚不了解的病毒对人身体、心灵的袭击,基于哲学和科学文化的反思以及对生命价值新的认识,疫情之下身体伦理被倏然唤起。

 

 
  记者1:(示威抗议者称)治疗方案不能比疾病本身差,你如何回应。
 
  如果有人因为交不起账单而自杀怎么办?但是疾病可能不会让你死亡,而是我。如果疾病可能导致死亡的话,治疗方案怎么会比疾病本身坏呢?
 
  记者1:如果经济崩溃等同于死亡怎么办?人们因为关在家里导致精神问题怎么办?
 
  库默:不,这些都不等同于死亡。经济出现问题,的确很难,但不是死亡;居家导致的精神问题,的确不好,但不是死亡;家暴率上升,很不好,但不是死亡,而且也不会导致别人的死亡。没错,你主宰自己的命运,做什么都行,但是你现在要对我的生命负责。你可以想象一下自己的家人遇到这种情况,因为当我看到484个纽约人今天去世的时候,我觉得是我的家人去世了。在公共卫生系统遇到风险的时候,生命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记者1:示威者还说,如果你们没法支付失业金的话……
 
  库默(打断):失业者是可以领到失业金的……
 
  记者1(继续说):但是他们等不起,他们已经没钱了。
 
  库默:是的,失业保险会滞后几天,但是他们一定会得到失业金的。失业金从失业的那天算起,不用额外花任何钱。他们可能会说,失业金不足以让他们生存,这个我明白,甚至600美元和1200美元的支票也无法维持生计,我们大家都明白经济上的困难,问题是你会为此而做些什么。现在出去工作就是增高公共卫生系统的风险,就是去提高死亡率,因为我们现在根本没有头绪该如何重启。
 
  记者1:示威者说,如果政府没办法给我提供经济支援,我是不是有出去工作的基本权利……
 
  库默(打断):你想工作吗?去找一个疫情期间重要岗位去做,明天就去申请。你在工作,你就是一个重要工种的工作者,那就去申请一个重要工种的工作。
 
  记者1:但是没有人在招聘。
 
  库默:有啊,你当然可以应聘重要工种,你可以如愿以偿的工作,且不会导致别人死亡了。
 
  
  一是病毒不分年龄、性别、种族、国度,首先袭击人体的物质机能,造成大规模、超常规感染,以致于重症患者身体巨痛,在某些国家达到高死亡率。新冠病毒的高传播、长潜伏、弱致命、强护理特征,直接击穿了最发达国家的防御体系,世界各国医疗系统受到空前的挑战和考验。由于干预、防控措施及救治不同,各国死亡率不同。英国死亡率高达15.5%,几乎属于全球死亡率最高的国家,意大利死亡率为13.5%,美国死亡率为5.89%(5月1日),路易斯安那新奥尔良每10万人中有37.93人死于新冠病毒。核增后我国因感染新冠病毒的死亡率由4%升至5.52%,湖北死亡率由4.75%升至6.62%(至4月17日)。这些无疑都大大刺激和强化了对人体的关心和对身体之善的希求。目前全球共报告新冠死亡病例超过25万,达250687例,确诊病例累计超过357万例;美国疫情最严重,累计确诊数超过117万,死亡病例数接近7万,达68442例(截至北京时间5月5日5时32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这令人胆寒生畏的数字还在攀升,尚无法预知其终点。病***对人体机理,损害肺、免疫系统及其他器官,折磨大众内心,以至形成焦虑、害怕等负面心理和不安、恐惧等复杂情绪。互联网在历史上重启人类认知,在疫情信息传播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社交媒体、线上舆论、微信公众号、学术以及网络日常话语,对疫情防控、救治、确诊、死亡的热议前无所有;有关病症、遗体、殡葬以及防护口罩、呼吸机、防护衣等的言论,重复唤起人心注意和舆论聚焦。人类在抗争、在激辩、在希望,如何以有效快捷的方式,捍卫生命、保卫身体,免于疫疾和死亡,仍将是接下来持续聚焦的世界问题。身体希求并保持自身正当的伦理之善,透射我们对自我、他人和整个生活世界的道德关切。当我们处于“忘我”的境遇时,会把身体“物性”忽略掉,“它”此时只能在客观中存在了;一旦我们直接或间接受到病毒刺激,或感到疲劳、疼痛,特别是此种情况下感到某一器官开始催病,我们就回到真实需求身体安全的存在中来。这些感觉无疑唤起人心无比坚定地关注身体伦理的理由。
 
  二是病毒的爆发和传染不仅造成肉体创伤,更是直击心灵深处,对构成人精神世界的观念、感情、情绪和信念等结构要素形成致命冲撞。疫情之下各种观念、感情、情绪和信念浮现,一方面基于人与人的命运与共、感同身受而努力彼此靠近,相互理解,以善意、善语对待之,在隔离中彼此心灵更近了,比疫情前更珍视彼此了;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基于某些恶意或偏见的暗示或传染在群体中具有细菌一样强大的传播力,人群头脑中本身易于传染的混乱得到更快传播。美国早期处置疫情不当,后来连连失误,导致死亡高发,民间哀怨蔓延,情绪恐慌。近日从加利福尼亚到科罗拉多,从乔治亚到纽约北部,美国人中流行一种“狼嚎”仪式,每晚8点开始尖叫、呼喊,释放被压抑的悲伤和失落,减少心理痛苦、孤独和沮丧,显示精神上夺回部分控制感。群体表现出这种感情不管是好是坏,其突出特点有时极为简单而夸张、强调事实的强化,而一旦表现出来,就会通过暗示和传染过程而迅速传播,其所明确突出的目标就会力量大增。群体情绪、情感的简单和夸张,造成的结果是全然不知怀疑和不确定性为何物,其狂暴程度在异质性群体中又会因责任感的彻底消失而强化。医疗部门、权力机构对病毒传播链干扰不力、自负误断、散播无知、推诿塞责或任何刻意误导,更能诱发民众在观念、感情等方面的混乱和不良信息传染。各种观念、感情、情绪和信念疯狂传染,可能像股票突然熔断,人的良知在某个特殊的历史时段也会突然“跌停”,出现集体迷茫、混乱、错误,甚至丧失人性。集体道德突然塌陷的可怕现象在舆论场被操控的情况下会变得尤为可怕。例如,病毒人造的“阴谋论”等谣言,在一个层面上来说,很多说法非常可笑,但其传播后引起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恶意。针对虚假信息的研究表明,有些虚假信息非常可怕,比如有些人说未来注射疫苗是危险的,或者说这种疫情是由媒体所炮制的,或者说这种病毒对人不会造成威胁。要重视这些谣言,证明谣言是错的,科学会提供证据。但很不幸的是,现在媒体报道中这种谣言就像病毒一样扩散并影响着人们,对人们造成伤害。(《柳叶刀》总编理查德•霍顿)
 
  这场史无前例的大瘟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生理上的传染病固然是可怕的,社会心理的恶化更可怕,尤其是集体的潜意识中对立、割裂、仇恨的病毒正在滋生并快速传染。这可能是比病毒更可怕的精神瘟疫。疫情引发的混乱局面,人与人、国家与国家、种族与种族之间在精神层面的瘟疫悄然发生,它可能一改信任和合作,开始相互猜忌、相互指责、相互仇视,形成价值观、意识形态和信仰之间的敌对和冲突。戾气和冲动很容易传染,精神瘟疫与新冠病毒无不相似。仇恨的心魔一旦打开,就会像病毒一样迅速在人群中蔓延;人与人之间不再是求同存异、容忍异己的宽容,而是陷入互不信任、互相厌恶的焦躁氛围。积聚到宏观层面,就是国家、种族等层面的撕裂。集体的诉求可能是理性的(民生、法制、公平等),但是在集体行动的过程中,特殊氛围的过度渲染,可能会带来逆向淘汰的效果。带有极端目的、扭曲本意的“狂热分子”会登上舆论舞台。或许这突如其来的疫情,让人与人之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距离和隔阂,人与人、国家与国家、种族与种族之间需要重考虑信任和宽容。精神瘟疫有时甚至比疫情更加可怕,人类社会的底层涌动着心智扭曲的暗流。它的可怕之处是是像病毒一样不可控,有时候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滑向不可收拾的深渊。在互联网时代,心理瘟疫会在社交媒体快速传播,那些带有个人极端情绪和戾气的尖叫,形成一浪高过一浪的舆论热潮。累积时间过久,就可能演化为现实的行动,比如美国等国的一些街头暴乱行为,从精神创伤走向另一种极端。美国联邦政府与州政府抗疫意见分歧,弗吉尼亚、密歇根、明尼苏达等州的一些民众被意见带动,拥枪集会、呼喊自由,聚众抗议居家隔离措施,群众在街头示威,狂喊发泄,要求复工。各种被煽动的观念、情绪,经过网络传送和舆论发酵,对置身于信息繁杂网络的不同文化、年龄、生活背景的人难免造成误导,形成大的混乱和无序。如此一来,精神瘟疫可能将不幸转嫁到别人身上,以一种惨烈的形式呈现并对身体造成更大伤害,由此身体伦理更成为关注的一个核心议题。
 
  三是我们时代的哲学、科学文化中存在着对身体伦理的某种轻视、贬低甚至误解。全球化受西方思想的强势影响,传统希腊-希伯莱文明使身体和精神充满冲突和紧张,处于一种二元对立;在笛卡尔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哲学中,身体越来越不受到重视,至少直到19世纪,精神“革”了身体的命,身体因无关紧要而被悬置起来。对身体进行社会管理的意识渐渐得到了世人的认可,从这种文化主义的新视角出发,身体被看成是由内在和外在、肉体和世界之间所形成的某种建构、某种平衡的产物。所有的社会准则、显而易见的日常劳作、相互影响的繁复礼仪、每个人所具有的对普遍风气和行为姿态灵活处理的自由、明文规定的处世态度,以及注视、站立和走动的习惯性方式,这一切共同组成了身体的社会加工厂。自我化妆、自我描画甚至给自己文身(必要时还会自残肢体)以及个人穿着的种种方式,全都是人的类型、年龄阶层、社会地位或企图达到某一社会地位的标记。就连对违规犯法行为的判定也表露出人们对社会和思想意识环境的控制。直到马克思·韦伯和福柯发现资本主义精神和现代性是怎样居心叵测地利用身体的造反,而身体又是如何变成一种自主而又驯服的生产工具时,“身体”才作为一个问题最终被摆到理性的桌面。在世纪之交,人们开始以别样的话语定义主体与其身体之间的关系:“我们的世纪抹杀了‘身体’与‘精神’的界限,认为人类的整个生活既是精神的,也是身体的,而一直以身体为依托……在19世纪末,对很多思想家来说,身体不过是一块物质,一组机体而已,20世纪重新提出并且加深了关于肉身,即‘活的身体’的问题。”(莫里斯·梅洛-庞蒂)当代哲学和科学文化发展在某些方面仍然没有摆脱身心二元论的持续影响,哲学批判意识曾将身体提到与心灵同等重要的地位,但身心二元论加上科技对身体的介入与控制,以及生殖技术、遗传工程、基因改造等生物科技的发展,“身体”话语在人文学领域长期遭受冷遇。随着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思潮兴起,科学研究开始从逻辑实证主义的象牙塔走向了生活实践,它向科学是纯理性的活动这一见解提出挑战,走向过分强调科学知识的社会维度研究,在知识论领域导致了极端的相对主义,抹杀各种科学知识的客观内容和存在基础,从而使科学和专家在欧美广泛受到质疑。与此相随,当代西方民主政治置资本利益于民众利益之上,政客的欺骗、撒谎、愚弄与反智主义暗流,造成民众精神损伤,使知识分子、学界精英和大众之间缺乏积极有效的沟通。加上科学文化崇拜效率,马基雅维利主义(缺乏人际关系中的情感,缺乏对传统道德的关注,对他人持工具性而不是理性观点,关注事件的完成而不是长期目标,相信结果能替手段辩护)大行其道。在科学的其他领域,身体在解剖学的层面上,被充分地视觉化、精密化,在分子层面身体进一步被认识、控制与改造,生物资本主义和生命政治开始延伸到主体性和公民身份之中,身体前所未有地被技术化,基于探求身体之善的身体伦理更是显得无足轻重。
 
  四是从总的概念和最为基本的意义上理解,身体伦理被唤起也是我们理解“生命”“伦理”“身体存在”意义的需要。伦理应该是生命伦理、身体存在的伦理,也是事实上保全身体的伦理,在更重要的意义上,也应该是整全的人的伦理或生命伦理。“身体使我不能以别的工具为中介使用的工具,我不能获得对它的观点的观点。身体不可能为我地是超越的和被认识的;自发的,不反思的意识不是对身体的意识。毋宁应该说,在把动词存在(exister)当作及物动词使用时,意识使他的身体存在。于是作为观点的身体和事物的关系是一种对象的关系而意识和身体的关系是一种存在的关系。”(萨特)身体与伦理意识的存在联系,是人的内在和外现、工具化以及必须通过行为表述人的现实生存状态,是归结于身体的选择的必然性和选择的相对自由。身体伦理使人意识到“我”,我的存在是我的时间作为普遍时间的一种反映或抽象表现,而人的或者“我的”作为生命的人的身体是客观空间的一种方式。人的自主性与自主权利是因为在知觉体验和灵性体验中的身份都有空间的合法性,由此延伸为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多自发活动中的知觉、概念、界域和所有身份的综合。身体已不仅仅是一种体验,而是一种在时间和空间中有效的个别化的普遍确定能力的表现。由此,凡是关于人的肉身与精神伦理的研究,都可以构成伦理的基础内容。身体伦理更直接地与具象地对人的生死疾病、苦难、欲望、快感进行伦理的辨析与对话,并对肉身的真实体验和他者的测查、道德认知、观念以及主体表达,进行综合地审视或评价,最后形成对增进自身福利或幸福问题解决的方案与计算的正面影响。
 
  五是基于对上述问题的反省,身体伦理对于实现保障生命安全、保护身体健康和保卫生命价值的工具意义在当下更突出了。作为伦理承担者的主体,面对他人时的伦理姿态必须落实于身体。身体在某种意义上等于感性,它不是主体在享受中的满足甚至愉悦,而是在面对他人时的脆弱性和易感性,而这种易感性必然需要落实于身体。“身体的文化与社会意义在于它承担着思想和情感的实现功能,由此,才可以通过这种身体的叙事来表示善或者恶的诉求,以达到道德理想,使无数个体建立各种关系,并接受权利和权力,拒绝暴力的鞭打和压迫。身体是实现生命伦理意向的唯一工具,因此,身体的概念绝非仅仅限于物质的平面,其广度与深度都与心理、精神、灵性的功能紧密相连,有时合为一体,身体可以替代(几乎是一种常态)思想和意志,实现人的活动和创造力,旨在完成‘心’的召唤和命令。但如果没有身体的同一或同步配合,道德效应只能等于空灵。”(孙慕义)身体伦理无论在存在论还是在伦理学的意义上,都处于根基地位,承担一种媒介的功能。在存在论上,它是主体与元素或实存交流的媒介;在伦理学上,它是触发他人和主体之间伦理关系的媒介,它常常以其裸露和脆弱,向主体颁布“不可任何方式损毁”的命令,归根结底它承担的是一种伦理中介的功能。
 
  身体伦理本身强化了人们易于理解的身体的尊严和价值,从社会的、人性的、经济的、文化意义上强化了道德价值。现代医学活动和生命科学活动中的身体,可以作为人的生命的唯一生命体,体验、接受和表述人的道德知觉与反应,形成和聚合我们原本能够评价的行为或活动的道德价值,以及考量善恶的品级或梯度。身体伦理甚至可以作为生命伦理学的表达,以回应文化意义和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的生命存在和社会空间权利或人与人关系的诸多可能性,也可直接地表达人的身体价值和道德效益。身体伦理学较之生命伦理的评价更为精致与细腻,它不排斥精神与灵性的侦察、觉悟与沉思,而是更突出和强化了身体的社会性和生命政治意义,更符合物质的实存所引发的卫生经济价值与身体的文化功效。只要有伦理的要素始终参与对人性的反省,就不至于将身体物化或仅仅作为丧失人性的符号。如此则人的身体会更加自由,更有尊严,更加个我化。人类的伦理研究就会更贴近于现实生活,加强医学或生命科学技术的亲切感,更显现出个人世界主义意识,提高医生与病人交流的质量和效率。
 
  二、身体伦理如何本真存在
 
  无论在传统还是在一般意义上,生命与身体大体上都具有一致性,包含了人的有形的体和无形的神,或者说就是人的全部。身体伦理是身体存在的伦理,在这个意义上它与生命的伦理在总的概念上是一致的。身体存在的伦理,也是事实上的身体保全的伦理,绝非仅仅作为身体单一的伦理,而应该是整全的人的伦理(ethics of content-full person)、人的整全性伦理(content-full ethics of person)或整全性“我”的生命伦理。身体伦理的本真存在,一是基于生命源于自然的构成和身体之于人的伦理具有存在论意义,二是他者的身体对于我作为主体的伦理启示。身体存在的伦理,是身体活动体系中的存在的伦理。首先是身体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生态链条的有机组成;其次身体是主体以享受、居住、占有和劳动存在于世的存在论根基;再次身体是主体得以从存在论迈向伦理学、从自我迈向他人的关键。身体的享受、居住、占有、劳动行为,是主体同一化的基本环节,这些环节中的每一个都只有通过身体才可实现,身体伦理本真存在的根据就在于这些环节。
 
  一是身体在于生命构成的基础,在生命形成中,一个生命过程与另一个生命过程之间的相互依赖,生命系统和环境的非生命成分内在联系的发展,由太阳的能量所推动的、在一个巨大的圈子里生命的各种物质不断重复地转换。生命不断演变的历史结果,依据巴里·康芒纳(Barry Commoner)对自然、人和技术的研究,可以概括在一系列关于生命的本质和它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命题之中:各种生命都是从地球的非生物外壳中出现的,生命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化学形式,它一旦出现在地球上,就迅速地改变了地球的面貌。每一种生物都是紧紧地依附于它的物理和化学的环境,结果在这种环境已经变更的时候,适合于新环境的新的生命形式就可以出现了。生命产生着生命,结果一旦新的形式出现在它所适宜的环境中,它们就能够增生和传播,直到它们占据了在物质范围以内的每一个适宜它生存的环境生态位置。每一种生物都是依靠很多其他生物而生存的,不论是间接地通过环境中的各种化学和物理部分,或是直接成为食物或庇护所。在地球上的每一种生物中间,确切地说,在它每个单独的细胞里,都包括有另一个组织结构,按照它自身的规模,就像环境系统一样复杂。这个组织是由非常多的和错综复杂的各种分子所组成的。这些分子通过化学反应而精巧地相互连结在一起,整个有机体的生命性能都依赖于它。可以说,身体是我们最熟悉的自然存在,而又充满了新异和未知,身体几乎包容了自然的全部奥秘,身体赖于心灵而为我们提供了脸面、肢体、器官和感觉,它在空间中化生,又在实践中消费与衰老,在自然中陶造,又在自然中毁灭。
 
  二是身体伦理对生命是否完整、是否健康和是否完善负责,并提供给我们判断是否良善、是否快乐和是否幸福的各种信息。身体的存在基础性是享受、居住、占有、劳动(列维纳斯)。身体伦理首先与“享受”这一基础性的实存状态密切相关,“享受”是生命存活过程中通过身体器官、思想意识的作用,使生命在物质上或精神上得到满足并使自身产生愉悦、美好的体验与感觉,在这个意义上,“享受”可以理解为身体在实存中的安置。在意识和反思之前,我通过我的身体,确定我的感性是在这里;我才是我自身,是世界中的内在。“享受”处于存在论的最基础地位,生存在为其他目的之前总是为自身而享受。身体依赖于他者和外部,本然地与外部打交道,这种状态即享受。主体感到因饥渴而需进食、消费,主体在享受中当然地与这些无形式的元素具有一种更原初的关联。享受就是以一种既非理论(反思),亦非实践(操心)的关联与生活本身发生关联。生活即是对生活自身的享受,享受和身体的满足,比对于存在的领会要更加原初。享受是基于一种相反的结构,并不是同一规定他者,外部也不是为自我所构造,而是同一为他者所规定,自我为外部所创造。
 
  列维纳斯把传统的存在论哲学视作一种总体哲学,它抹杀作为个体的个人的意义与价值。与这种总体哲学相反,列维纳斯的研究表明自我与他人之间有着一种不可还原的非同一性。世界的本原是多元,是每一个表达着的自我。这多元之间通过作为主体性的善良而最终走向和平。
 
  三是居住是身体的首要活动,在语义上,“居住”(海德格尔称之为“栖居”)谓较长时期地住在一个地方,当我们谈及居住时,率先进入头脑中的总是住房或建筑,但更深层次地说,居住不仅仅是住房问题,而是一种存在,一种是其所是的存在。在享受基础上,身体有居住、占有和劳动,这些阶段是围绕着“家”的建立而逐渐展开的。“家”是一种以建筑的形式表现精神的一个寓所,建筑的本质是真正人的居住。居住乃是终有一死的人的一种存在方式,作为居住的筑造展开为那种保养生长的筑造与建立建造物的建造。享受是由于身体的匮乏,而居住则是由于身体的赤裸,需要庇护。享受中的不同元素来去不定,主体不能稳定地享受,不能稳定地掌握和占有自身的身体。因此才需要在自然中建立一个家宅,通过拥有一个稳定的居所,才被遮盖和庇护,真正掌管、占有自身的身体。居住意味着居所,有了居所,家才成其为家。可以说,居住作为一种生存问题,是人存在于世上的一种本质需求,是将筑造活动置于广阔的视野、置于系统的生态环境之中去理解、去认识的,其代表保养生长的筑造或者是建立建筑物的筑造。身体通过居住、拥有一个“家”,才有了实存,从而安顿自身,建构自我的同一性。
 
  四是基于掌控和筹划的占有和劳动,身体与外部浑然不分的事物被固定、保存和赋予实体性。“占有”在经验性的实证意义上,是对物事实上的控制支配状态。构成“占有”意味着身体有特定的能力和自然意思能力,“占有”还是对物具有事实上的管领力,即对物具有实际的控制和支配能力。空间、时间和规范上的结合是判断事实上管领力的标准,空间上的结合表明特定物在特定人的控制下,时间上的结合要求这种控制有一定的连续性,规范上的结合强调控制的效力而非直接控制。劳动是劳动力的支出和使用,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本身。通过占有和劳动,身体的“同一性”得以进一步确立,从而区分于实存或自然。这种同一性的建立其实就是使得外物被身体的劳动和占有所同一化的过程。我的身体还是拥有和劳动的一种方式,是拥有时间、克服我应当享用的他异性本身的一种方式。身体是自身占有本身,凭借这种占有,那通过需要而从世界中解放出来的自我便成功地克服了这种解放所具有的不幸本身。身体本身的占有和劳动方式是次级活动,人通过身体的需要以及满足这种需要的占有和劳动,建立了一种克服和享用他异性的方式,建构了一个具有同一性的自我;通过占有身体,才可以劳动、拥有坚实的“主体性”或“主动性”,因此也拥有了时间和自我。因为对于一个劳动的身体来说,任何事物都不是已经完成的,都不是既成事实;因此,是身体,就是在诸事实中间拥有时间,就是尽管生活在他者中却仍是自我。身体与外部浑然不分的事物固定、保存和赋予实体性,本质上也就是使其“时间化”并延续持存,“意识”才得以诞生。具有意识,恰恰就是具有时间。具有“意识”在于与“当前之物”发生联,更在于从这当前之物中看到“将来”。这一“将来”的意识正奠基于占有和保存,正奠基于劳动。劳动并不刻画一种已经脱离存在的自由,而是刻画一种意志:一种已受威胁、但又拥有时间以便防各威胁的存在者。这种意志强化了“意识”和“主体性”。因此,正是身体和劳动打开了时间朝向未来的维度,并且在这一朝向未来中,持守一种“拥有时间以防各威胁”的意志,主体由是才真正具有了自我意识。
 
  五是伦理不仅建立于肯定自我的存在,即在此意义上,自我肯定就是全部的美德。但自我肯定是对一个人的本质存在的肯定,而关于人本质存在的知识则是以理性这种追求充分观念的灵魂力量为中介方可获得的;同时伦理更需要他人的介入,也只有在他人介入身体之后才开启伦理。享受、居住、占有和劳动都是他人介入的活动。他人对自我的介入,是通过其不需要依赖于任何主体的认知结构实现的,不需要借助于任何中介,同时开启了一种面对面的理解,在自我与他者的面对面中发生对话,开启了语言,一种“同一对他人的姿态的语言”。他人的认知结构“自身显现”,带来了面对面的率直和真诚,从而使理解的发生成为可能。因此,认知结构先在于意识结构或符号系统,而且认知结构还在一个自我所不可把握的超越处向我说话,发出命令,这种显现本身就是在对自我的主体性和主动性的质疑。他人即无限,而无限对于自我意识、意向性结构的满溢。这种满溢开启了伦理,唤起了我的义务。
 
  他者可以作为一个伦理对象向我显现,正是由于其身体而非其理性或心智,自然成了他律伦理的根基。他者认知结构的显现,在一个自我所不可把握的超越处向我说话,发出命令,这种显现本身就是在对自我的主体性和主动性的质疑。他人面对着我,并对我进行质疑,用他的无限的本质来强制我。因此,他人即无限,而无限对于自我意识、意向性结构的充实和超越,开启了伦理,唤起义务。“他人—认知结构”是我唯一可以完全否定之物。正是由此,认知结构才可以反之对我的权能进行的超越本身来对抗我。这种伦理抵抗本质上来自于他人对于自我的超越性,也即他人对于自我的不可把握性,这种超越性使他人不会处在与主体的同一平面上进行较量。他人处在比这一平面更高的地方,因此它才能以一种非暴力对抗的方式抵抗我,阻止我的谋杀。他者认知结构的显现,开启了我的主体性、我的自由。自由不是随意行事,而是有担当的伦理自由。他者认知结构的显现这一在表达中突出自己的存在者并没有限制我的自由,而是通过激发起我的善良来促进我的自由。
 
  三、身体伦理如何有效实践
 
  身体伦理容纳了我们的基本情感、善恶的表意和痛苦或快乐的成就,关于身体伦理的有效实践问题就是达到生命至善主义的学问,是在考察生命延异或变化过程中揭示恶伦理与伪知识本质的学问,同时也是采取有效手段凸显维护生命的正义、健康的价值、幸福的感受并构建物质需求文化和经济秩序的学问。身体伦理的实践主题根本在于保障生命安全、保护身体健康和保卫生命价值。
 
  一是捍卫身体权,使全部身体或身体的头颅、四肢、内脏等任何组成部分,免受病毒致命威胁,远离任何不法侵犯。身体权带有精神权利的性质,捍卫身体权实质上维护的是身体的完整性。任何人的身体,包括老、幼、贫、弱,不管质量如何,不分性别、年龄、民族、国别,都应获得基本的爱护与保护。人权框架下的伦理原则承认每个人都有权获得对健康的保护。身体自身不可放纵,权力、欲望需要节制,应该有必要的控制或限制并确定每个人自身所允许的程度,应该防止代孕成为对代孕者身体体验与心理情感的征用,应该提防对女性身体和生育职能的物化和贬低。身体有表达的自由,而自由是有限度的,既需要爱护与保护,也需要控制或形制。个人有权正当地处理与身体的关系,保持身体的健康与自然化,自主自由地支配其从事良善的日常事务和有益于社会、他人的事务。在某种意义上,个人有权利保持身体秘密和一定的隐秘性,身体与“我”一旦发生冲突,必须由一定的准则约束主体的意志,考量或比较价值数阶。任何自残、鞭挞、随意毁灭身体的行为,都是作恶和犯罪。
 
  二是恰当限制身体的医疗或非医疗实验。身体实验必须确立合理、明晰的目的,符合医学目的但未经法律、伦理审查不能做活体实验。实验研究者必须告知受试者必要的、充分的、能够被正确理解的信息(实验目的、方法、期限、预期成果与危险等),使对方知情;受试者在不受强迫或不正当影响、引诱、恐吓的情况下,自主、理性地表达同意或拒绝参加人体实验的意愿(代理人问题、社区知情同意、免除知情同意问题等)。人体实验须本着受试者利益第一、医学利益第二的原则,给人体受试者以必须负责任的、全方位的保护承诺和措施(身体和精神);公平分配受试者的负担与收益,对特殊受试者(弱势群体等)遵守特殊的伦理规则。格外尊重有病、残缺的身体,使之与健全的身体角色地位平等,在条件许可的前提下给予最好治疗、最佳营养品与获得最好的恢复方式。医务人员的身体若处于危险境地,应该给与特别的关爱与照护。
 
  三是特别注意弱势群体受到可能的、实质的伤害。社会组织应该寄予人的病体、特别是处于弱势群体中的人以特别的保障。老年人感染新冠病毒后的病死率更高,疫情给老年群体造成了“难以言表的恐惧和折磨”。新冠疫情不仅对老年人的健康造成重大冲击,也增加了老年人陷入贫困、被歧视和孤立的风险。大流行期间,弱势群体变得更加脆弱。我们要尤其注意到与贫困、歧视、性别、疾病、丧失自主权或功能、老年、残疾、族裔、监禁(囚犯)、无证移民、难民和无国籍人士相关的脆弱性(见《IBC关于对难民状况的伦理应对的报告》[2017年])。国际生物伦理委员会和世界科技伦理委员会重申我们对保护弱势群体的集体责任,以及避免不论是口头还是身体上的任何形式的侮辱和歧视的要求(见IBC关于不歧视和不歧视原则的报告[2014年];关于尊重弱势群体和人格完整的原则[2013年])。老年人与年轻人享有同等的生命权和健康权,疫情之下“谁也不能被牺牲、被抛弃”,要通过数字技术等各种手段为老年人提供援助。国际社会在社会、经济和人道领域展开的所有应对行动,都必须充分考虑老年人的需求。充分重视老年群体的特殊价值,尊重他们的意见和领导力(古特雷斯5月1日《新冠肺炎疫情对老年人影响》政策简报)。
 
  四是临床治疗和相关技术开发遵循科学、谨慎、安全和周全的原则。身体看似自成体系,实际上却极端难以捉摸。它从来就不是一个无可置疑的已知条件,而是社会与文化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当代技术对身体认知、治疗等带来了巨大的便利,也预示着一系列挑战。现代医疗技术凭借高技术的运用以实现身心的良善合一为初衷,在实践中又往往陷入身份认同危机引发的“身”与“心”的伦理困境,以及主体间对话缺失导致的“我”与“世界”的伦理困境。临床治疗和相关技术开发中,如何遵循科学、谨慎、安全和周全的原则就变得极为重要。控制药物治疗、谨慎使用医疗手段,包括合理使用麻醉剂;制定药物使用范围和规范,严格控制手术目的或其他必要的情境下麻醉剂和精神性药物的使用。使用催眠、麻醉剂、镇静药物、应用含有兴奋作用的物质(酒精、***、毒品等),使身体与“我”分离之后须获得社会与他人的照顾和关心,不当行为应当受到法律和行政的惩治,也不应以非人道、暴力、残忍方式实现身体治疗。增强、修补、修复医疗不适合所有的人,规定身体增强、修补、修复的范围与限度,在给与一定自主权利的同时必须予以限制。控制身体对反智文化、荒诞文化的需求,防止对身体器官的无节制修造,尊重身体自然生长、个人选择的神圣性。限制身体增强技术的过度商品化。基因是身体的微成分,限制基因、遗传对身体伦理的影响。
 
  五是个人选择性身份和角色定位。宽容给予后天通过变性手术或其他医学方式,或者生活中个人的心理化暗示、强烈取向、社会表述或教育。不管何种性别,一旦确立就应得到尊重。性活动对于身体的使用或享用,不应过度、放任或放纵,双方必须严格节制。人类已能移植角膜、肾脏、肝脏、心脏、肺、骨髓等除人脑之外的几乎所有重要的器官和组织,禁止器官或身体的生物性资源作为商品出卖,或者置身商业化活动以及类似的具有商业性质的文化娱乐活动。对已经存在的问题给与必要的管理、疏导和限制。亡故者本人或其委托代理人有权利支配死后的器官,如遭遇捐赠或利用的争议,由专门的行政机构或组织会同法律、伦理学专家,在其家属成员接受的前提下,合理进行调配,并以救治他人的生命为目的。
 
  四、身体伦理如何持续发展
 
  身体伦理是身体存在的自然目标和社会目标的统一,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思考人的生命道德难题,注重的是从个人的、社会的、专业实践的以及利用传统资源等各方面的因素,来考虑长远进步的伦理发展模式。身体伦理的持续发展,展开于惟生命理念、国家制度及其价值的守护、个人日常修身、专业实践习练等使身体伦理持续发展的基本形式,更直接和明确地把握身体的自然价值和社会价值并尊崇自然的造化和服从于它的根本律令或法则。
 
1月28日,习近平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鞠鹏 摄
 
  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工作,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2020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始终是第一位的,疫情防控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2020年1月28日,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人命关天,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2013年6月6日,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2014年12月13日至14日,江苏调研讲话)
 
  如果人民健康水平低下,如果群众患病得不到及时救助,如果疾病控制不力、传染病流行,不仅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会受到重大影响,而且社会会付出沉重代价。(2016年8月19日至20日,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2017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是尊重历史规律的必然选择,是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自觉担当。(2018年5月4日,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
 
  
  一是惟生命是从,为个人、社会和国家永续发展奠基。这是身体伦理持续发展的基础和根本,它为生命安全、身体健康提供价值导向系统。安全和健康是身体伦理持续发展的基本需要,安全指涉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生命系统,健康指涉人类生命存在。前者是基础,后者是提升,即人类和人的健康存在,必须建立在人类的生存安全基础上;人和人类的生存安全,必须以自然生命系统的安全存在为基础,所以,安全比健康更根本。当然,相对人而言,健康比安全更重要。人的生命安全、人类的生命安全,有赖于自然生命系统的安全;自然生命系统的安全,有赖于自然环境生态的安全。在基础层面,身体伦理持续发展必须努力实现自然、生命、人、社会、文化五者,共在互存、共生互生,这既是身体伦理安全的体现,也是社会、自然环境安全的表征,更是文化安全的标志。在基本层面,身体伦理持续发展必须促进自然生命系统恢复自我创化和自我秩序的对立统一张力,这是自然生命系统实现其自身存在安全的真正体现。在根本层面,身体伦理持续发展必须为重建人间生命存在安全而努力,必须为每一个人的健康生存而努力,并在此基础上最终实现人的生命价值。
 
  二是国家制度及其价值系统对身体价值的守护。国家制度是确立一国阶级统治关系的基本制度,制度依赖于其价值系统发挥效用,这里的价值系统是国家制度建立者、领导者及其实践者所确立、秉承和追求的基本信念和宗旨——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国家制度及其价值因人情而为之,而不是相反。国家制度及其价值系统本身是身体的守护者,还是戕害者,主要取决于国家制度建立者、领导者及其实践者的初心及具体落实。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身体是可标价的劳动力,有了劳动力就有了财富。劳动产生了财富,劳动为创造了物质价值。身体劳动孕育了资本,资本是财富的变异,是劳动异化的果实,也是一切罪恶的秘密(马克思)。对身体的侵蚀是劳动的一种特性,不管它是通过难受、痛苦、中毒、事故、变形还是通过疲劳过度的方式,都表现了这一特性。身体建构了依附社会关系,身体的劳动因此异化了,劳动的异化本质上是身体的异化,身体由此开始了造反。一个人的变坏,国家制度及其价值系统即以社会之名,对其予以惩戒,方法之一就是对“身体”进行处置:或坐牢,限制身体的自由;或杀戮,消灭身体的存在。福柯让身体问题成为热门显学,德勒兹、拉康、梅洛-庞蒂、阿尔多塞等思想家集体出动,基于自由竞争市场经济文化,争夺对身体问题的解释话语权。中国国家制度及其价值体系对市场经济的调节,不同于西方模式下的自由竞争经济。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中国国家制度及其价值系统以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坚持疫情防控为人民,疫情防控靠人民,守护全民身体价值,优势明显。其主要表现:(1)正道直行,集中领导,力求社会稳定。实战突出统一布署,明确要求,追究责任,部门协调,联动响应,抓紧落实,增强战疫信心;(2)坚持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统一协调,统一调度,各项工作都为防疫提供支持;(3)坚持共同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促进团结,凸显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民族精神;(4)保障民生,直接关怀民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国家建立有效的社会动员机制,增强全民的公共安全和防范风险的意识,提高全社会的避险救助能力。疫情之下,甚至未来,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西方对中国国家制度和价值系统发起根本性的攻击,意识形态冷战很可能到来。我们必须结合时代、接续传统,加快重建自己的话语体系,对中国国家制度及其价值系统的优势、不足和运转逻辑,做出充分且有效的解释。
 
  三是个人素质和心性的日常修炼。身体伦理不会天然形成,需要后天培养,个人素质修炼是个人生理和心理方面的完善,生理修炼是人体各组成部分的发育和机能的健康增长,包括感觉、记忆、思维、情感、意志、性格等方面的增强和优化;心理修炼包含专业技能和品行、教育、审美、语言等各门科学的摄入和提升,以增强综合素质。个人心性修炼包括修身和养性,修身是使自己的心灵净化、纯洁,在德性、情操、理想、信念等方面保持良好的修为心态,持之以恒,修身终生;养性则使自己本性不受损害,通过自我反省体察,事上磨练,增进为人、修身、处世的智慧,始终以一颗平常心应对日常烦恼和不幸,使身心达到完善境界。无论个人素质的提高,还是心性修炼的完善,需要在感受他者中塑造伦理主体。身体伦理的持续发展对于现有伦理体系的最大启发和挑战,或许在于让我们意识到:伦理主体的塑造永远不可能在遭遇他者前就完全完成,只有当他者来临时,这一伦理主体才能得到真正的塑造。他者不仅仅是“独善其身”后的自我如涟漪般“外扩”的对象,相反,他者是投入水中的那颗石头,是它的突然介入才使自我形成了涟漪。感受他者并非所有人的本能,我们需要这种能力本身在与他人交往中形成,与他人身体的接触中形成。故此个人日常修炼,可以增进和培养这种伦理地感受他人的能力。
 
  四是专业实践习练,在个人与对象(他人、组织或自然事物)之间,努力建立一种主体间关系,而不是自我孤立的日常修炼。这里强调在实践习练中与他者的互动与分享,需要通过实践习练证明他者优先,他者优先旨在树立他者对于自我在平等基础上的优先,这种优先甚至抗拒主体与他者之间平等的交互性,因此最后不惜以“受难”的强度来阐述主体受动的伦理意识或情感。他者优先伦理蕴含在日常生活中一句再平常不过的“您先请”中,因此不是什么遥不可及,或者必须彻底献身才能完成的行动。当然,在他者优先之中,我之健康、正直而幸福得到确保。“身体就是未来的尸体。古老的哲学传统把它看成是灵魂的牢狱、坟墓,身体乃处于由于力量、污秽、昏暗、衰退和物质抗力相混在一起的晦暗之中。灵魂和身体结合在一起(而后便是精神和肉体结合在一起)的那些样态则不断引发出种种纠缠不清的议论。然而历史学家们却对这一科学和研究的对象、对这一具有生产能力和供实验用的梦幻般的身体之间所确的张力,亦即对‘力量和衰弱、行动和情感、毅力和软弱的结合体’常常表现出某种漫不经心的态度。”(乔治·维加埃罗)我们需要在这种现象中重新建立某种平衡,使人快乐的身体、受痛苦折磨的身体和梦幻般的身体,至少都会在这种平衡中找到一个与被解剖的或被研究的身体地位相当的位子。身体伦理首先关乎的是一种自我之健康、正直而幸福的生活方式,而这一切的根本在于理性。这种伦理即是要肯定自我的存在:自我肯定就是全部的美德。自我肯定是对一个人的本质存在的肯定,而关于人本质存在的知识则是以理性这种追求充分观念的灵魂力量为中介方可获得的。身体伦理是一种将伦理依附于存在论的伦理思想,要让伦理学超越存在论,让他者来超越自我,让与他者相遇时的感性触动来超越理性考量。这一伦理学与存在论高下之争的核心在于身体,因为身体正是区分理性和感性的关键。
 
  五是有效利用传统资源以发现身体和美德之间的密切联系。中国传统思想里有着丰富的身体习练资源可供借鉴,在以整体论为基础的传统社会里,人是不可分割的,身体不是分裂的对象,人被融入宇宙、大自然与群体当中。在这类社会中,身体的意义实际上就是人即个人的意义。身体与他者相遇时的易感性、疼痛和受难等,落实到一种身体实践,很容易令人联想到修身传统。宗教有苦修的看法,圄于身心二元论,苦修是某些宗教信徒由于鄙弃身体,而不惜通过虐待的方式削弱身体,从而钝化意欲的方式。当代研究者摈弃了这种身心二元论,苦修并非为了摈弃和钝化肉体。苦修恰恰是为了锐化肉体的感知能力,身体在这里是作为一种“觉醒的工具”而被塑造的,苦修可以转化爱欲的能量。身体行为对内在意识的变革,也可以进一步打开对外部的感知,通过精神性的实践,我们与我们身体需要和欲望的关系,能够治愈感觉能力的破裂,并且增进肉身的循环来滋养我们,并且使得我们向同情和共感展开。对于个体身体的故意施痛是一个逃出自我世界的出口、进入亲密关系的方式,这就是伤口对于个体和共通体的意义。当它们指示一种个人的变化、共通的联结, 或精神性力量的时候,痛苦和快乐都可以服务于爱欲性的道德。中国道德哲学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自律哲学,在当代语境下,这一自律哲学极易被扭曲为一种自利哲学,其本身亟待引入一种他律性的视角来进行比较和拓展。
 
  当代社会有“身价”(财富排行榜)之说,这是对身体的明码标价,让一切止步于身体。“致富”成了这个世界里身体的唯一目的和意义,似乎没有人相信一个社会的进步、财的累积需要时间的长度。而这与身体的有限时间不仅无法同步,而且充满冲突和张力,身体只能选择造反,以博取身价。受制于当下的文化环境和消费主义潮流,加之某种跨文化误解,如果不以“他人的视角”来强化身体的伦理面向,也可能会导致其沦为一种消费主义产品。来自消费主义的冲击,使得当代社会伦理变得越来越浅薄,身体伦理也极易被理解为一种“伦理化身体之学”。大众对于身体伦理的直观反应更多的是健身、减肥、时尚甚至整容等,或者更为高明地将身体伦理理解为一种保持身体健康、长寿之学,或充其量是一种保持身心和谐之学。如此一来,我们无法发现身体和美德之间的直接关系。身体和美德之间关系的建立,需要“他人的视角”——旁观者、中立者的视角,来补充和矫正自我视角的偏差,也需要意识层面和修为活动之间有效的沟通能力,对身体希求的善之具体实践问题作出预先指导和说明。
 
  总之,当代最尖锐最具挑战性的现实问题——保障生命安全、保护身体健康、保卫生命价值,需要诉求于身体伦理解决。保障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始终是第一位的要求。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人的最基本的需求和最普遍的愿望。人民是国家的根基,治国理政的关键,莫过于使人民安定,而安全和健康是人民安定的底线。以保障生命安全、保护身体健康、保卫生命价值为目标原则,当代身体伦理的核心价值导向是敬畏生命、关怀生命,努力使每一个人的生命存在安全,并努力使每一个人在全存在过程中葆有生存健康。生命才是一切,生命创造了世界,生命的存在安全才是这个世界的一切。疫情防控必须敬畏所有生命并尊重每一个生命,必须在敬畏、尊重每一个生命的过程中关爱一切生命,必须在敬畏、敬重、关爱一切生物生命的过程中提升生命情感,创造生命境界,重建生命家园,使人人存在安全并在其生境化的家园中分享生存。

  作者:王文东,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参考文献]
[1][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冯克利译,桂林:广西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法]大卫·勒布雷东:《人类身体史和现代性》,王圆圆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3][法]阿兰·科尔班等:《身体的历史》,杨剑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4]孙慕义:《后现代生命伦理学——关于敬畏生命的意志以及生命科学之善与恶的价值图式:生命伦理学的新原道、新原法与新原实》,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5][美]巴里·康芒纳:《封闭的循环:自然、人和技术》,侯文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1997年版。
[6][法]伊曼纽尔·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朱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7][法]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
[8]国际生物伦理委员会(IBC)和世界科学知识与技术伦理委员会(COMEST):《关于新冠疫情的声明:全球视角下的伦理思考》,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73115.
[9]《〈柳叶刀〉总编:指责中国是病毒传播源头的说法,没有用也不真实》,http://www.81.cn/big5/jmywyl/2020-05/02/content_9805792.htm.
 
(责任编辑:宣教部)
------------------------------------------------------------------------------------分隔线 ----------------------------------------------------------------------
  • 上一篇:中国伦理学会会员、南昌卫校纪委书记卢涛为援鄂医护人员开展心理援助视频
  • 下一篇:曾建平 曹康康:重大疫情防控的伦理审视与应对——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
  • 
    招聘启事 | 交通指南| 企业邮箱

    中国伦理学会网站系统 京ICP备11024796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0415号

    中国伦理学会 All Rights Reserved Email:zlmishuchu201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