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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建平 曹康康:重大疫情防控的伦理审视与应对——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

时间:2020-05-11 15:14 点击:
  摘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事件的爆发与防控,不仅是一次全国性的实战防控演练,更是一场全国性道德事件的现场检验。应对此次疫情,全国上下众志成城、共克时艰,展现出了中国人民真诚团结友善的优良道德风尚。与此同时,这次事件也暴露了部分地区存在野生动物滥食豢养、野贩链条不当供应、野味市场监管不善等生态伦理问题;出现了部分党员干部防控失职失责、企业奸商借难大肆敛财、普通民众故意妨害防控等社会伦理问题;出现了人们因病毒胆怯而临阵脱逃、因疫情怨恨而***、因肺炎恐慌而排斥疫群等心理伦理问题;出现了不法分子阴谋编织谣言、网络平台盲目散布谣言、网民网粉片面相信谣言等网络伦理问题。这些防控伦理问题再一次刷新了人们的道德认知,如要有效预防与遏止重大传染疫情的暴发与蔓延,在道德实践上,我们应当始终坚持野生动物禁食、生命安全至上、心理健康疏导、网络安全有序、法律应急兜底等五个应对原则。
 
一、作为伦理事件的新冠肺炎疫情
 
  2020年伊始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不仅是全国性的,而且是世界性的。2月8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通知,决定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暂命名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英文名称为“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简称“NCP”。 2 月 21日,决定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英文名称修订为 “COVID-19”,与世界卫生组织命名保持一致,中文名称保持不变。这是一种以前尚未在人群中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它不同于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等其他类型的冠状病毒。这次病毒宿主经研究指向野生动物,其中最有可能是中华菊头蝠。不难看出,这是一场典型的由对社会公众健康造成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导致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此,全国各个省份相继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宣布实行最严格的防控措施;世界卫生组织也宣布将此次疫情列为 “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其他国家做好相关防控准备。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事件,不单单是一场公共卫生事件,还是一场公共健康伦理事件。“公共健康伦理”是关于公共健康问题的伦理解读,即在促进和维护公共健康活动中产生并用以约束与调节政府、公共健康专业人员和公众的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的道德规范、价值取向和伦理精神[1]。“新冠肺炎”防控何以是伦理事件呢?一是因为“新冠肺炎”防控工作具有公共健康伦理属性。任何疫情防控工作都是人类“有意识、有目的、具有自觉能动性的道德活动”, 其本身内在地“蕴含着尊重生命、伦理正义等重要的伦理精神”[2],这种伦理精神不仅体现在各个防控主体身上,而且充斥于整个防疫工作之中。二是因为“新冠肺炎”防控工作须接受公共健康伦理评价。任何疫情防控工作都必须“合乎一定的价值准则和道德要求,必须具有伦理正当性与合理性”[3],这样才能在防控实践中得到理解支持,在疫情工作中达到预期效果;三是因为“新冠肺炎”防控工作需要公共健康伦理原则予以指导。任何疫情防控工作都可能出现各种形式的伦理冲突,这些冲突既可能是僭越了某个现有的道德规范,也可能是伦理实践中出现的新矛盾,化解这些冲突都需要我们在思想层面上进行精心伦理设计。有鉴于此,本文拟从伦理学视角来考察这场重大传染疫情防控事件,在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进行伦理审视的基础上,探讨重大疫情防控的伦理应对原则。
 
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伦理问题
 
  (一)生态伦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最本源的伦理问题
 
  人们最先追问的是,这次病毒感染从何而起?这不仅是流行病专家们急于搞清楚的问题,也是全国人民最关心的问题。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样本检测,新型冠状病毒最有可能源自于华南海鲜市场的野生动物。这个病原体推测再次把人类目光聚焦到生态临界点,再次迫使人类反思应当如何对待野生动物问题,其中就包括野生动物伦理问题。这次疫情暴露了哪些具体动物伦理问题呢?首先,从文化习性来看,这次疫情暴露出部分地区存在野生动物滥食豢养的陋习。关于宰食动物早有讨论,有人认为吃肉是人的天然饮食习惯,还有人认为食肉是人的正常体能需要。可是,滥食野生动物就不单单是饮食习惯和基本需要问题那么简单,这里面暗藏着人们对野味餐桌时尚的无底线追捧问题,折射出人们对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以及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追逐问题,而这些问题需要人们从伦理层面予以辨析。其次,从市场运行来看,这次疫情暴露出部分地区存在野贩链条不当供应的恶疾。野生动物能够频频端上餐桌,这与野贩链条供应是息息相关的。因为不单单野食习惯能够繁荣野味交易,野生买卖同样也会刺激野物需求。一旦某个地区存在野生动物食用的习惯,一定会招致很多人来从事野味经营活动。与此同时,一旦某个地方形成了大宗野味市场,也必然会引来更多人消费野物、追捧野味。这样,一条相互补充的恶性链条便顺利成章地形成了。在这个链条背后,不单单只是人类如何利用野味逐利的动物经济问题,更多的还涉及人类是否应该利用野味逐利的动物伦理问题。最后,从基层监管来看,这次疫情暴露出部分地区存在野味市场监管不善问题。据相关报道,华南海鲜市场不仅长期存在动物污血污水随处排放、动物尸体内脏随处可见等经营环境脏乱差问题,甚至还存在一些商户公然明码标价、非法贩卖国家明令禁止野生动物的不法现象。这就不单纯是经营者们生态意识淡薄问题,更为重要的还有基层政府及相关执法人员生态职责缺失问题。总而言之,新冠肺炎的暴发首先折射出的是生态伦理问题,因为不管是食用豢养野生动物,还是野生动物捕获交易,这些接触面的增加都给病毒感染人类创造了有利的传播条件。一句话,没有彼此接触,怎有相互残害!
 
  (二)社会伦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最核心的伦理问题
 
  如何应对疫情?这是新冠肺炎防控工作最核心的任务。疫情面前,没有旁观者,更没有局外人,我们都是“休戚与共、安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也是一个“人人有责、团结合作”的责任共同体[4]。尽管在疫情防控战中涌现出了无数抗疫典型和平凡英雄,但在社会大灾难面前还是不免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和大跌眼镜的行径,其中就有许多社会问题需要从伦理层面进行审视。在这次疫情防控中出现了哪些具体社会伦理问题呢?首先,从国家治理看,疫情防控中出现了一些党员干部防控失职失责问题。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既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也是对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和执政能力的一次检验。在疫情防控中,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冲在一线,迎战病毒,发挥了党员干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但也出现了一些欺上瞒下、推诿扯皮、擅离职守、临阵脱逃、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严重失职失责行为。在大灾大难面前,这些失职失责行径不单纯是政治信仰、组织纪律的严重缺失,更是政治伦理、政治人格的严重缺失。其次,从企业经营看,疫情防控中出现了一些企业奸商借难大肆敛财问题。企业经营是疫情防控中的中坚力量,物资生产和储备是打赢这场战役的基本保障。然而,在疫情防控中一些企业奸商借机“发国难财”,比如哄抬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垄断卫生防护用品的价格等,这些行为扭曲价格理论、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置贪婪赚钱于首位,是一种极端利己主义的商业价值观、偏颇狭隘的经济伦理观[5]。这些行为既严重违反了国家相关法律,也严重违背了社会道德原则。最后,从公众参与看,疫情防控中出现了一些普通民众故意妨害防控问题。人民群众是这场疫情防控战役的主体,要想打赢这场人民战役,我们必须凝聚共识、联防联控、群防群治。唯有紧紧依靠群众、动员群众、服务群众,才能在联防联控中凝聚力量,在群防群治中走向胜利[6]。可是,在疫情防控中还是出现了不服从政府、社区以及村委会统一指挥和安排、不主动配合有关部门报告健康情况、故意隐瞒病情及其病区接触史、带病参加聚会聚餐聚赌等集体活动、在公共场所不自觉佩戴个人防护口罩等妨害防控的行为。这些行为不只是害他人害自己、还害家庭害国家,轻则违背社会公德,重则触及国家法律。由此可见,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暴露出了许许多多社会伦理问题,涉及政府、企业、个人等各个防控主体,遍布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防疫领域,需要我们认真总结与反思。
 
  (三)心理伦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最棘手的伦理问题
 
  心灵防线是人类每一次大灾大难中最棘手的问题。相关研究表明,人在面临突发性危机时,个体总会不同程度地产生某种焦虑情绪和恐慌心理,不同群体会产生不同的心理应激反应。[7]适度的应激反应可能是有利的,但是过分的或不良的应激反应不仅会对自己身心健康产生巨大伤害,而且会对他人安全和社会安定造成一定危险,这里面不单单是个体心理问题,还会引发心理伦理问题。这次疫情暴露了哪些具体心理伦理问题呢?首先,从医护人员分析,有些人会因为过分的病毒胆怯而产生临阵脱逃的行为。在平常的生活中,胆识和勇敢是没有什么道德价值的,但一旦天灾人祸来临,胆识的道德价值就凸显出来。有人因胆怯不敢讲真话,有人因胆怯不敢出来负责任,有人因胆怯而不敢冲到灾难第一线,有人因胆怯而只求自保,有人因胆怯而退却[8]。医护人员是与死亡赛跑的心理群体,他们的角色定位本该赋予他们勇敢的心理气质,可在应对疫情中,虽有勇敢奔赴前线的“最美逆行者”,但也不乏因过分心理胆怯出现像拒绝给患者接诊、故意拖延患者、拒绝服从医院调派等这样的临阵脱逃“邪恶天使”。当然,这并非“道德绑架”,而是“使命肩负”。其次,从感染患者分析,有些人会因为过急的疫情怨恨而滋生***的行为。肺炎患者是本次疫情防控中最特殊的心理群体,其心理压力可想而知。新增感染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死亡病例的数字不仅很容易让患者产生内心恐惧与焦虑,尤其是对生命剥夺和威胁的死亡恐惧,而且很容易在患者心理滋生愤怒和怨恨等情绪。一旦这种死亡恐惧和疫情怨恨的情绪超过了患者自身的心理阙值和理智判断时,就会滋生像故意撕扯医护人员防护用具、恶意脱下自己口罩对医护人员咳嗽吐口水、故意向电梯按钮等公共设备涂抹口水等这样严重的***的行为。熟不知,不论他们的心理压力有多大,都无法给这样的大恶行径买单,轻则难逃道德谴责,重则难逃法律制裁。最后,从普通人群分析,有些人会因为过度的肺炎恐慌而衍生排斥疫群行为。肺炎恐慌是疫情防控中最集中、普遍的心理情绪,这种心理反应的健康疏导关乎着整个疫情防控的发展态势。一旦这种恐慌情绪过度失控,就会产生许多不正常行为,其中最具有伤害性的是排斥疫群、歧视疫区的行为,比如有些人故意躲避有疫区接触史的人、用十分恶毒的语言咒骂感染患者,甚至直接粗暴地殴打疫区人民;有些地方挖路设阻不许疫区牌照的车辆经过;有些酒店老板公开拒绝疫区人民入住等。这些行为对所有疫区人民,尤其是已经感染的患者,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道德伤害,且这种伤害比疫情伤害似乎更可怕,它摧毁的不是人的身体,而是人的心灵。由此可见,新冠肺炎的心理伦理问题涉及到不同类型群体,涉及到不同形式问题,我们需要投入更多精力来研究和应对。
 
  (四)网络伦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最重要的伦理问题
 
  现如今,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9],尤其是博客、微博、论坛、贴吧、微信、客户端、公众号、抖音等网络新媒体。这些网站平台不仅彻底改变了人们的话语形态和生活方式,而且深刻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同样,互联网在此次疫情防控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不仅起到发布疫情信息和统计疫情数据的作用,而且起到病毒宣传教育和病毒舆论引导作用。但在疫情防控中也出现了许多互联网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网络谣言问题。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看成是网络信息问题,实质上还是网络伦理问题。这次抗击疫情出现了哪些关于网络谣言的伦理问题呢?首先,从输入端看,抗击疫情中存在个别不法分子阴谋编织谣言问题。造谣是指某些邪恶势力或不法分子,在一定利益驱使或集团偏好下,通过故意想象、主观臆造、事实虚构等方式进行虚假信息捏造的行为,而利用网络造谣是现阶段最重要的途径。在此次事件中,最令人醒目的是关于病毒缘起的不实言论,比如美帝喷洒毒雾的阴谋说、某病毒研究所的泄露说、HIV病毒片段植入的人造说以及解放军传播病毒说等;此外还有一些关于病毒抑制的奇谈怪论,比如香油滴鼻孔、全身喷酒精、吃双黄连、含生姜片、童子尿以及母猪开口说话等。在国家逢此大灾难时,这种虚假的网络谣言不仅会玷污网络正常环境,而且会扰乱社会安定秩序,其实质是违法乱纪行为,是大奸大恶的不道德行为。动机邪恶、用心歹毒,我们必须予以坚决抵制。其次,从载体端看,抗击疫情中存在部分网络平台盲目散布谣言问题。谣言编织不是最后目的,谣言传播才是最终意图。现如今,公众号、客户端、贴吧等公共网络平台和抖音、QQ、微信等私人网络账号成为传播网络谣言的重要载体。在此次事件中,这些新网媒在散布谣言方面推波助澜,比如百度、皮皮搞笑、虎嗅等网络平台未经核实散布虚假疫情信息,网易财经、谷雨实验室、史上最贱猫等网络账号未经允许采集疫情视频,还有一些人在抖音平台、微信朋友圈任意转载道听途说的不实消息等等,严重妨碍着疫情防控工作的顺利开展。这里面暗含着许多网络伦理问题,比如平台主体责任缺失、片面追求网络噱头、网红吸粉不择手段、网站经营管理不善等。最后,从接收端看,抗击疫情中存在一些网民网粉片面相信谣言问题。在此非常时期,客观上由于网络谣言依托各大平台得以瞬速传播以及其自身具有迷惑性和渗透性的特征,主观上由于人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以及缺乏识别谣言的洞察力,一时间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不仅损害了个人健康和财物,而且扰乱了社会秩序和稳定,这些都给疫情防控工作造成了巨大障碍。由此可见,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不仅展示了互联网的道德价值,也暴露出了互联网的伦理问题。
 
三、重大疫情防控的伦理应对原则
 
  (一)野生动物禁食原则:预防疫情暴发的先决条件
 
  正确处理好人与野生动物的关系,不仅是新冠肺炎留给人类的惨痛教训,也是人类预防类似悲剧再次发生的重要措施。而野生动物禁食原则是预防此类疫情再发的先决条件,也是我们必须予以认真遵循的动物伦理原则。从理论层面来说,我们应该明确以下几个论点:第一,对于法律明令禁止的野生动物,比如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有重大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野生动物,我们必须坚决抵制食用。这不单单是生命的道德底线问题,更是生命的法律底线问题。第二,对于处于法律真空地带的野生动物,比如蝙蝠、穿山甲、果子狸、蛇等这样高风险且目前存在争议的野生动物,我们也应当坚决抵制食用。这些法律真空地带并不意味着是道德真空地带,对于这样有争议或存在漏洞的地方,道德应当率先介入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处理原则。第三,对于人工养殖的野生动物,比如人工饲养的梅花鹿、蛇、野兔等,我们同样应当拒绝食用。野生动物养殖的经济效益是无法主宰野生动物存在的道德价值的,况且很难说用人工养殖的野生动物是绝对安全的。从现实层面来说,我们还应该厘清以下几个问题:第一,野生动物名录问题。这个需要结合具体地域特征,依据人类已掌握的科学证据,按照最大限度保护野生动物原则,用国家法律的形式确定一份合情合理合法的野生动物名录。第二,严格区分野生动物食用与药用问题,或生活利用与科学利用的区别问题。这里的野生动物禁食是指人类生活层面上禁止食用,并非医学层面上禁止药用。当然,即使是为了科学研究的目的而不得不饲养和使用野生动物,也应遵循动物实验的3R原则,即优化(refine)、减少(reduce)与替代(replace),并根据动物福利法的基本要求,确保试验用野生动物的基本福利[10]。第三,人工养殖野生动物产业的问题。应该在善待野生动物的前提下进行合理化改制,具体包括从私人个体养殖向“官方定制-私人供养”的形式转变;从食用、药用、商用等多重用途向专供科学药用的单一用途转变;从杂居型人工饲养向独立式专业饲养转变等。第四,关于野生动物交易问题。禁止一切形式的野生动物交易活动,无论是生活食用目的,还是医学药用意图。鉴于此,笔者认为,在道德层面上,不论是基于野生动物自身的存在价值,还是基于人类生命安全的考虑,甚至是基于整个生物圈的生态价值,人类都应当禁止食用一切野生动物(包括其卵、蛋、部分、衍生物以及制品)。当然,这里更多是侧重从人类利益出发,即作为地球上唯一的“道德物种”,人类应自觉承担起看护和守护地球上的其他生命的责任,选择能够确保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11]。诚如是,人类就可能能很好地严防野生动物病毒的传播感染,或者说人类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类似疫情大规模暴发。
 
  (二)生命安全至上原则:应对疫情防控的中心任务
 
  保证人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不仅是应对一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最高准则,也是贯穿整个疫情防控工作的中心任务。疫情防控是“一场保卫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严峻斗争”[12],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从防控效果上看,生命安全至上原则即最大可能限度地保证人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把行为作为达到与行为有关的所有人的最大幸福或快乐的手段,追求对所有有关个人而言的最大幸福余额”[13]。第一,这个“最大可能限度”表现为“以最快速度”来保证更多人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具体展开为以最快速度遏止疫情传播,防止更多人感染病毒;以最快速度研究有针对性的新药,挽救更多患者的生命;以最快速度传送救护物质,确保前线充足的物资储备。第二,这个“最大可能限度”还表现为“最大数量”地保证人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这个“最大数量”不仅包括最大数量地挽救患者生命、减少感染死亡率,还包括最大数量地确保未感染者的安全、提高未感染生存率。第三,这个“最大可能限度”还可能表现为“最高质量”地保证人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这个“最高质量”主要体现在最大限度地令绝大多数人满意、最大限度地得到人们的支持和理解。从防控正义上看,生命安全至上原则即最大可能公平地对待人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第一,这个“最大可能公平”应该体现“作为公平的正义”的第一条原则,即“平等的自由原则”的精神。这意味着在死亡面前,每一个个体生命都应该是自由平等的,每一位患者都应该享有同等的权利接受医务人员的治疗,这里面不应该存在身份、地位、权势等社会地位的区别对待,亦不应该存在性别、地域、年龄等自然特性的不一样对待。第二,这个“最大可能公平”还应该体现“作为公平的正义”的第二条原则中的“差别原则”的精神。这意味着在死亡物资分配面前,应该优先向疫情中心和病情较重患者倾斜,集中力量向病情最重的地方投放物资,集中向病情最重的患者贡献医疗力量,最大可能地有利于境遇最差的人们的最大利益。第三,这个“最大可能公平”还应该体现“作为公平的正义”的第二条原则中的“机会平等原则”的精神。这意味着在生命物资分配的时候,我们应当充分考虑每一位患者都享有同等的机会接受医疗资源的分配。因此,从道德层面来看,我们应当兼顾防控效益与公平原则,始终把人们的生命安全放在整个疫情防控的中心位置,不惜一切代价地做好各项防控工作,以保证人们的身体健康,最大可能限度地抢救更多的生命、救治更多的患者,最大可能公平地挽救每一个生命、救治每一个患者。
 
  (三)心理健康疏导原则:战胜疫情阻击的重要一环
 
  疫情突发,不仅威胁着公众的身体健康,也影响到人们的心理健康,及时加强心理疏导、做好人文关怀是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重要一环。[14]如上所述,大疫来临,每个人都会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心理压力,随之出现不同程度的包括情绪、思维、行为的反应,我们的身体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些都是生存本能所驱使的“应激反应”[15]。所谓心理健康疏导原则,就是有针对性地了解和评估这种应激反应,通过“内疏-外导”的方式来应对和改善疫情防控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不正常心理反应,如情绪困扰、认知错觉、行为失范以及身体不适等。从内在疏理机制看,心理健康疏导原则要求我们通过改善心理认知结构、提高心理抗压能力、造就心理健康品质等自我调节方式,塑造一个积极而强大的内在心灵世界,从而应对这种突如其来的重大心理事件。一要借助社会上现有的各种教育资源和有利条件,拓宽自我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理论和具体知识的认识和把握,并将其内化为自我心智的潜在模式,以为应对突发事件做好心理准备;二要着重提高自我对信息的基本辨析能力和应对突发心理实际问题的智慧,并将其内化为自身潜在的应急能力,以提高应对心理突发事件的本领;三要着力于自我心理健康品质的造就,特别是要培养乐观积极的心理状态和敢于直面困难的心理素质,形成积极应对突发心理事件的人格。从外在范导机制看,心理健康疏导原则要求我们通过搭建心理咨询平台、完善心理支持系统、做好心理人文关怀等社会干预的方式造就一个健全有效的外在心理社会,以帮助个体处理自身无法完成的心理任务。心理咨询平台的搭建能够及时有效地帮助那些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出现心理不适和心理障碍的人,它主要是通过面谈、网络和电话等手段或利用心理检查、心理测验等方式帮助他们找出心理问题症结、恢复心理平衡。心理支持系统的完善程度反映着一个社会应对突发心理事件的水平,如心理咨询热线或心理咨询室、心理医疗队伍、心理健康教育的质量以及社会心理应急能力的高低和社会物资援助系统的完善等等,这些都对心理健康疏导能否成功有着重要影响。心理人文关怀的兼顾可以帮助不同心理群体免除后顾之忧,如医护人员的轮休要张弛有度、前线抗疫英雄们的亲人要照顾有加、隔离患者的小孩老人等要细心照料等等,这些也是影响人们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在遵循生命安全至上原则的同时,还应该坚持心理健康疏导原则,这对于坚定人们战胜疫情的信心具有重要意义。
 
  (四)网络安全有序原则:粉碎疫情谣言的前提基础
 
  现如今,以互联网为载体的网络空间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新场域。在这个以开放性、虚拟性、交互性为表征的网络公共场域中,每个参与者都是“自由和平等”的主体。人们似乎站在“屏幕后”操控一切, 而表现在“屏幕上”的只是形式各异的交流符号[16]。这次疫情防控中出现的各种网络造谣传谣等不正常现象正是这种“幕后操控”和“屏前符号”的突出表现形式。该如何肃清这次疫情的不实言论呢?这里最关键的是要坚持和遵循网络安全有序原则,这不仅是网络舆情治理的准则和目标,而且是粉碎疫情谣言的前提和基础。具体来说,贯彻这一原则应着重处理好以下两方面的关系:一是正确处理好网络安全与网络发展的关系。互联网的发展繁荣需要更多的网民广泛参与讨论、积极交流思想、充分表达意愿,当然这也是他们应该享有的基本网络权利。但是,行使网络权利和推动网络发展绝不是以危害网络安全为代价的,网络安全是维持整个互联网运行发展的基础保障。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网络安全和网络发展的关系,犹如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17]。我们不仅要认识到推动网络发展是保障网络安全的最终目的,更要认识到保障网络安全是推动网络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二者是相互促进、辨证统一的关系。然而,在此次疫情防控中,部分网媒网民为了蹭热度、谋利益,不惜借这次重大疫情做文章,大肆进行网络造谣传谣,这不仅是一种严重威胁网络安全的行为,而且是一种严重玷污网络发展的行为,是不符合网络安全有序的基本原则的,我们必须坚决予以严厉打击。二是要正确处理好网络自由与网络秩序的关系。网络自由看似是互联网与生俱来的天然属性,人类可以借助互联网平台自由地宣泄自己的情感、发表自己的意见、诉求自己的利益,实际上,网络行为是现实行为的虚拟写照,网络自由也是现实自由的投影放大,因而我们必须建立一种公共的网络秩序,限制不正当的自由,否则就会陷入无序的发展状态,从而带来网络空间的混乱,进而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习近平曾指出,网络空间同现实社会一样,既要提倡自由,也要保持秩序。自由是秩序的目的,秩序是自由的保障。我们既要尊重网民交流思想、表达意愿的权利,也要依法构建良好网络秩序,这有利于保障广大网民的合法权益[18]。因此,在此次疫情中,当人们在网络平台上发布和转载那些未经核实的不实言论和虚假谣言时,我们有理由采取删帖、封号以及问责等方式,限制部分网名的不正当自由。这种特殊时期限制自由的行为完全是正当的,是符合网络安全有序的基本原则的。总而言之,要把控疫情舆论动向、粉碎危害防控谣言,就必须坚持和遵守网络安全有序原则,这对于打赢疫情舆论战是非常有意义的。
 
  (五)法律应急兜底原则:打击疫情犯罪的坚强后盾
 
  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心中的法律[19]。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法律自然不能缺席。疫情防控工作越是吃紧越需要依法科学有序防控。因此,除了坚持上述原则之外,我们还必须坚持法律应急兜底原则,这不仅是疫情防控展开的基础保障,更是打击疫情犯罪的坚强后盾。首先,从作用效率来看,法律原则在突发事件中能够起到应急作用。道德制约通常需要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而法律制裁则是一个相对瞬间执行的过程。新冠肺炎是一次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这种突发性特征决定着疫情防控中的各种问题通常也具有突发性特征,如果仅诉诸于相对慢节奏的道德制约,则其实际效果可能并不理想,并且许多紧急问题如抗拒疫情防控、暴力袭击医务人员、制假贩假活动等仅仅依靠道德是难以解决的,必须依靠法律立即采取行动。一旦法律没有及时到场,那将造成更大的灾难。当然,法律的应急作用也要符合道德的应急要求,否则法律的实际效力会大大降低,进而沦落为一张张冷冰冰的条文。其次,从适用范围看,法律原则在突发事件中能够发挥兜底功能。一般而言,道德的适用范围远大于法律的作用范围,但在实际生活中,法律适用范围往往比道德适用范围更具有针对性,能够解决很多道德不能够解决的问题。如对拒绝接受隔离审查、拒绝公众场合佩戴口罩等不服从道德劝诫的行为,只能采取法律强制手段对相关人员进行强行管制,这里所突出的即是法律的兜底功能。当然,这并不是说法律作用是万能的,法律同样也有许多真空地带,如滥食那些野生动物保护法以外的野生动物等,对这些行为往往更需要发挥道德的兜底功能。因此,在疫情防控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把法律原则和道德原则有机结合起来加以综合运用,既发挥好法律的规范作用,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也发挥好道德的教化作用,用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20]。唯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打好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最终取得疫情防控战的胜利!
 
  作者简介:曾建平,男,江西新干人,井冈山大学教授、博士,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导师;曹康康,男,安徽怀宁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宣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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