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刚 | 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

索尔仁尼琴说过一句惊世骇俗的话：“一句真话要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南方周末》还以此为标题发表了2006年的新年致辞。一句真话的分量为什么如此之重？其实只要回忆儿时读过的《皇帝的新衣》，就能理解其中的寓意。谁也不愿意生活在谎言的世界，因为在那个世界里，自欺让人迷失了自我，欺人让人失去了社会信任，言行不一分裂了生活主体的人格统一性。只有当《皇帝的新装》里的孩子喊出了“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呀！”的真相时，一个人之为人的真实世界才重新明亮起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心口如一的那颗“童心”、敢于直言的那种“勇气”，以及让这一切成为可能的对歧见的“容忍”，成为涂抹在现实世界之上的价值和意义色彩，从而体现出无与伦比的道德分量。

 

一、“童心”的道德分量

 

安徒生说：“我的童话不只是写给孩子看的， 而且是写给老头子和中年人看的。孩子们从我的童话中更多的得到乐趣，大人应从我的童话里读出包含的深意。”我读《皇帝的新衣》所悟到的深意是：说真话需要一颗“童心”。

说真话要求心口如一，说真心话。这里的“真心”就是那颗“童心”。李贽写过一篇《童心说》，他是这样表述“童心”的：“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在这里，“童心”就是“最初一念之本心”，也是“真心”，是没有被私心杂念污染的初心。小孩子所以喊出事实真相，是因为童心尚未蒙尘。相反，童话里的成人们因为私心杂念蒙蔽了真心，只能言不由衷，自欺欺人。这就是为什么皇帝、内臣和那些个围观的老百姓不说真话的原因了。

童话里的骗子是洞察人心的高手，据骗子介绍，这件新衣有两大特性：一是布料“色彩和图案都分外美观”，二是“任何不称职的或者愚蠢得不可救药的人，都看不见这衣服”。所以，皇帝害怕自己是一个愚蠢的人而不配做皇帝，只能大加赞叹这件不存在新衣，内臣们因为害怕不称职而不敢戳穿新衣并不存在的真相，站在街上和窗子里的围观的百姓，也不愿意被认为愚蠢而丢失面子甚至是生活中更重要的东西，而大加赞叹这件不存在的新衣有着多么美的花纹！多么美的色彩！相反，只有童心未眠的孩子他说出了他真正想说的话，说出了他相信是真相的话。

《皇帝的新衣》提示了一个重要的话语伦理，即说真话，说真心想说的话，用中国古人的话，就是“修辞立其诚”。何谓“诚”？《大学》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诚”是对待自身的一种真实无妄的态度，是毋自欺，这是保持童心的根本。

自欺与骗人不同。骗子骗皇帝，骗者与被骗者是两个人，骗子只要骗术高明，自然可以通过隐瞒或捏造真相以使对方信假为真。皇帝是自欺，也就是皇帝自己骗自己，关键是，自己如何能够骗得了自己？这涉及到人的存在论问题。自欺的主体和客体是同一的，这意味着人要二重化自己才能做到自欺，显然，只有人才会自己编造假象使自己信以为真，这样的悖论只能存在于“是其不是，不是其所是”的人的存在本性中。可见，“诚”和自欺都内在于人的存在本性。

萨特举过一个关于自欺的有趣例子：一对男女第一次约会，女子面对男子的种种暗示都漠然处之。当他对她说:“你真迷人”的时候，她完全能够理解这句话的弦外之音，却不想本真地理解它；当他握住了她的手，她也清楚这一举动所包含的性冲动，却明知故避，去进行某种“崇高情感”的智力想象；她握住对方灼热的手，却一动不动,既不表示同意，也不表示反对。一句话，她不做出任何必须的选择和决定。她仿佛逃避了选择，超脱了选择所带来的责任与焦虑。因此，她实质上欺骗了自己，回避了自己作为有意识的自由存在本身，否定了自身的真实存在，否定了自己作为责任主体的地位。

可见，修辞立其诚的根本在毋自欺，毋自欺不只是话语的伦理要求，也是一个做人的要求，简言之，“修辞立其诚”无非要求：说真心话，做老实人。如此以来，说真话成为关乎“人格自觉”的大问题了。换言之，习惯于说假话的人，做人是失败的，这无疑是一场人生的灾难。晚年的巴金就因此而受到良心的折磨，他在《十年一梦》中哀叹：“奴隶，过去我总以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隶！……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这个发现使我十分难过！我的心在挣扎，我感觉到奴隶哲学像铁链似地紧紧捆住我全身，我不是我自己。”如此说来，说真话的分量如何不重？

 

二、勇气的分量

 

为什么是小孩说出了真相？童话的深意并非表面看到的童言无忌。童言无忌无需勇气，因为孩子没有意识到说真话需要付出代价，《皇帝的新衣》不过是通过童言无忌来反衬成人因为诸多顾忌而表现出的怯懦。

人人都知道应该说真话，为什么会人人说假话？这是因为，说真话是危险的。人们可能会因为说真话付出自由、生命等惨痛的代价。如鲁迅所言：“凡中国人说一句话，做一件事，倘与传来的积习有若干抵触，须一个斤斗便告成功，才有立足的处所; 而且被恭维得烙铁一般热。否则免不了标新立异的罪名，不许说话; 或者竟成了大逆不道，为天地所不容。”

正因为说真话是有危险的，所以，说真话需要道德勇气。

道德勇气和非道德勇气不同，《荀子·荣辱》中把“勇”概括为四大类: 一是狗彘之勇，所谓争饮食，无廉耻，不知是非，不辟死伤，不畏众强，恈恈然唯利饮食之见，是为狗彘之勇；二是贾盗之勇，所谓为事利，争货财，无辞让，果敢而振，猛贪而戾，恈恈然唯利之见，是为贾盗之勇；三是小人之勇，所谓轻死而暴，是小人之勇；四是士君子之勇，所谓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桡，是为士君子之勇。前三者是非道德之勇，最后的是道德勇气。可见，道德勇气有两个特点：

第一，道德勇气内含了道德目的的指向，即勇往直前是为公，为道义。孟子在谈到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时说: “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

从行为原理上分析，在说真话的抽象义务判断到实际的道德践履之间，人们都会有主观判断的过程，也就是说人们在面对着各种影响主体道德践履的种种因素时，心里都会有一本账，区别就在于这本账里记得是什么。如果这本账只记录个体之利害得失，人们就会通过行为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利害判断，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如果说真话的结果是利大于弊，则不妨实话实话，反之，可能沉默不语，甚至假话连篇。可见，这种利益得失之计较，使人放弃了道义信念的坚守，消磨了人们采取道德行动的意志。这些人可能也认同说真话的道德要求，但在实际场合却瞻前顾后，患得患失，支支吾吾。相反，如果这本账记录的是社会道义的损益，人们就是对说真话的价值进行了一种责任判断，这个取代利害判断的责任判断，会驱动实际境遇中的道德践履。这个时候，人们就会不顾身家安危，为了人格利益和社会公益，勇于直言，由此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就是道德勇气，

第二，道德勇气是一种道德品质，是在保持明智的道德决断的前提下对怯懦和鲁莽的否定，也就是说，道德勇气本身包含了审慎的成分，其中最根本的考虑，就是不能用非道德的手段实现道德的目的。因此，道德勇气并非不惜一切代价地言说，而是要谨慎评估在具体境遇中，直言可能带来的各方利益损益，如果直言可能带来人格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更大损失，就应该慎言，因为它违背了道德勇气内含的目的指向，而蜕变小人之勇了。

所以，说真话又总是和慎言的道德要求内在联系的。其实早在《易传》里就多次阐述了慎言思想，如《系辞下》: “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 “枢机”二字，孔颖达疏：“枢谓户枢，机谓弩牙。”也就是说，一旦扣下门轴和扳机，就有不可挽回的重大影响，人的言行也一样，所以不可不慎。可见，说真话需要道德勇气，其中就包含了慎言的要求。这在当今网络社会各种猝不及防的舆情中，可以看得更清楚，慎言也更加重要。

 

三、容忍的分量

 

为什么在《皇帝的新衣》的那个童话世界里，只有一个孩子，而没有成人敢说真话呢？可以想见，那是一个人云亦云，没有独立思考，不容忍说真话的世界。

胡适回忆：我最后一次会见我的母校康乃尔大学的史学大师布尔先生，那天谈的内容很多，有一句话我至今没有忘记：“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适把这句话称之为“不可磨灭的格言”，后来在写《容忍与自由》时，这句话也成了文章的引子，并由此引申出：“有时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这话说得有道理。

为什么要容忍？因为“容忍”有个非独断论的基础，也就是说，没有任何教条是绝对的真理，没有任何人是绝对的道德权威。庄子《秋水》篇云：“井蛙不可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意思是，夏季之虫听不懂关于冰雪的故事，井底之蛙也无法体会大海的波涛汹涌。事实上，人在浩渺的宇宙中，又何尝不是夏季之虫，井底之娃？这种认知上的局限，不正是培根所说的洞穴假象、市场假象、剧场假象和种族假象么？可见，作为个体，每个人不可避免地都有认识上的局限性和立场上的偏私性，所以，这个世界不存在先知，也没有神明，没有任何个人能够垄断真理，也没有任何个人具有裁决善恶的最终权威。既然如此，说自己真心想说的话，说自己相信的话，说自己独立思考的话，不就是每个人的权利么？而容忍歧见不就是每个社会成员的天然义务么？

如何容忍呢？人们对各种歧见，应有宽宏大度的雅量和美德。一是应该设身处地地站在他人的角度看问题、想事情和同情地理解对方的言语。在这里，倾听无疑是一种最合适的伦理姿态。二是对独立思考的尊重。袁鹰在“不会讲话的四川人”一文中写道，1956年7月，巴金应邀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独立思考”：有些人自己不习惯“独立思考”，也不习惯别人“独立思考”。他们把自己装在套子里面，也喜欢硬把别人装在套子里面。他们拿起教条的棍子到处巡逻，要是看见有人从套子里钻出来，他们就给他一闷棍，他们听见到处都在唱他们听惯了的那种没有感情的单调的调子，他们就满意地在套子里睡着了。他们的棍子造成了一种舆论，培养出来一批应声虫，好像声势很浩大，而且也的确发生过起哄的作用。可是这种棍子并没有打掉人们独立思考的能力。事实上单调的调子中间一直有各种各样的声音，不过教条主义者没有听见或者不去听罢了。巴金在文章中很形象地表达了尊重独立思考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容忍的底线在哪里？俗话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为人处世总有不可逾越的道德底线，说话也是如此。在现代文明社会里，任何侮辱人格尊严的言论都是不可容忍的，譬如骂人是猪；任何歧视性的言论都是不可容忍的，譬如骂“老不死的”，诸如此类涉及肤色、性别和年龄的歧视性言论；任何恶意违背公序良俗的言论都是不可容忍的，譬如在宗教共同体内部讲冒犯信条的言论，是不可容忍的；任何违背现代社会法治精神的言论，譬如鼓吹通过暴力解决社会冲突的言论是不可容忍的。如此等等。总之，如哈贝马斯所言，“宽容拥有一个不宽容的内核。” 只不过，在法治社会里，这个不容忍的底线应该通过法律来确认、表达和执行，而不能交付给某个机关和某部分人。

 

作者：曹刚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