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春晨 | 伦理学研究
2020−2022年间，中国伦理学在伦理学理论、中外伦理思想史和应用伦理学等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仅在论著和论文的发表数量上有大幅度增加，而且更为突出的研究特色是，因应时代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巨大变革，不断开拓新的研究主题、提出新的理论观点，充分展示了伦理学鲜明的实践性品格，为构建中国自主的伦理学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对三年来的伦理学研究进展作出综合评价，以有限的篇幅难以做到面面俱到，只能择其要者而述之。（《学术月刊》2023年第6期）
一、关于构建伦理学知识体系的讨论
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我国伦理学者积极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上述指示精神，以繁荣发展中国伦理学事业为己任，以构建中国特色伦理学知识体系为宗旨，提出了以下富有建设性的看法。
一是强调中国伦理话语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独特的文明史意义。樊浩认为，中国伦理话语具有三大特质：一是演绎了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文明形态和文化形态，是入世而超越的伦理型文化的话语表达，建构了中国人特殊的精神世界和精神气质。二是创造了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精神哲学形态，悠久深厚的伦理传统使中国不仅是礼仪之邦，而且是伦理学故乡。三是提供了一种世界观，即“以伦理看待世界”的“伦理世界观”，以伦理精神为文化内核建构精神家园，创造了与西方“市民社会”迥然不同的“伦理社会”。由此而论，中国的伦理学是最应该也是最有条件建立文化自信、学术自信的学科，并且有必要将伦理道德发展上升为国家文化战略，以伦理精神发展凝聚民族精神，在回归伦理道德的“精神”家园中建构伦理型文化的现代中国形态。
二是明确界定“中国伦理学”的内涵。江畅认为，所谓“中国伦理学”，既不是“在中国产生的伦理学”，也不是仅仅“适用于中国的伦理学”，而是“当代中国特色伦理学”。中国特色伦理学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存在，而且对世界做出过重要贡献，产生了深远影响。唯有构建当代中国伦理学及其知识体系，才能体现伦理学的学科性质，传承并创新中西伦理学的学术传统，为世界伦理学的发展提供中国道德主张和贡献中国道德智慧，让当代中国特色伦理学走向世界。
三是探究构建中国伦理学知识体系的实践路径。付长珍将伦理学知识体系视为当下伦理学发展的重大时代问题，这就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多元化世界格局中如何构建中国伦理学知识体系。探索并构建中国伦理学知识体系，有助于发掘民族精神传统，重建知识、德性与生活的密切关联以及人类生存发展的实践智慧之道。中国伦理学必须顺应时代大潮和社会变迁，不断创新问题域和知识生产空间，在梳理和澄清伦理思想素材的基础上，探究伦理学知识体系的古今之变和中西之别，进而构建当代中国伦理学的知识地图。
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构建中国伦理学知识体系近些年备受学者们的关注，已有的研究成果虽然未明确提出“中国自主的伦理学知识体系”这一说法，但是，学者们在其研究中已自觉地体现了中国伦理学知识体系建设的自主性意识。构建中国自主的伦理学知识体系是时代赋予伦理学者的学术使命，伦理学者需要提升紧迫感和责任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围绕“自主”二字做出“大文章”，以扎实的科研作风展开深入研究，以创新的姿态潜心探索，努力工作，久久为功，真正实现伦理学的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和实践创新，最终构筑起在世界伦理学版图上拥有一方天地的、具有世界共识性和普遍性的中国自主伦理学知识体系。
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伦理阐释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包含着深刻和丰富的伦理意涵。中国式现代化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人类发展面临重大挑战的国际国内大背景下展开的，“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涵盖了中国之问、世界之问和人民之问的全部伦理关切，对以人民为中心、共同富裕、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等表达中国式现代化伦理特征的话语，伦理学者予以了学理上的阐释。
一是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伦理内涵。王淑芹讨论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立论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与精神辩证统一关系原理、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全面进步发展观，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来源。高国希强调了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伦理意义。以人民为中心，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定价值立场，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道德情怀以及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和原则，构成了当代中国伦理学的基质特色，是新时代中国伦理学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价值追求。王小锡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论述了新时代中国之治的现代性转向需要构建的五个维度的伦理，即民主集中、聚力筑梦的制度伦理，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本伦理，德法共治的社会治理伦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环境伦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伦理。王露璐讨论了中国式现代化与乡村伦理现代转型的内在关系。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国乡村伦理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基本指向，中国乡村伦理的现代重建应当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和方法，确立以农民为本的乡村发展伦理；以现代化样式和发展路径多样性的阐释为参考，重视“地方性道德知识”对乡村伦理现代重建的资源意义；以对“现代性危机”的反思和批判为警醒，将“记得住的乡愁”作为乡村伦理现代建构的道德文化之根。
二是对共同富裕的伦理论证。王泽应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与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具有高度关联性，其凝结成的“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伦理深蕴，必将进一步释放出伦理合理性和道德进步性，锻铸迎接和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价值理念和道德共识。晏辉指出，共同富裕思想同时体现了正确性和正当性，为其进行伦理基础论证，不仅是在伦理学的意义上为其科学性和实践性进行辩护，更在于从整体性、复杂性和冲突性三个维度上揭示出实现共同富裕的复杂性和困难性。共同富裕的伦理基础论证内在地展现出如下客观逻辑：朝向目的之善的政治伦理预设、构建手段之善的制度伦理安排、追求好生活的和谐共生道路和完善道德人格的自我革命精神。李建华认为，从结构上看，共同富裕存在一个由经济逻辑、政治逻辑和道义逻辑构成的逻辑链；从过程上看，共同富裕需要从理论逻辑到行动逻辑再到现实逻辑，但这些逻辑之间并非自然形成有机连接，当在具体行动中出现逻辑悖理时，需要通过伦理协同即通过协调、利益均衡与伦理连接等方式来调节利益关系，实现个人利益、集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有机统一，使全体人民真正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扎实迈进。孙春晨讨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伦理路径。市场机制、政府力量和道德信念分别是推动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得以实现的原动力。在公平竞争基础上追求效率和财富最大化是市场经济伦理的特有标识，基于市场机制的初次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伦理路径；保障社会成员的生存和发展权利是政府力量主导再分配的伦理依据，依靠政府力量的再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伦理路径；第三次分配天然带有道德的底色，秉持道德信念的第三次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道义伦理路径。
三是论述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关系。万俊人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迄今为止寻求并切近人类“现代性”理想更适合也更具解释力的导向性理念，在理论解释力和彻底性上优于既有的诸如“普世主义”“普遍主义”“世界主义”和“全球主义”，是当代中国对人类现代性的最新理解，也是中国对建构人类社会新型国际关系和新型人类共同体的庄严承诺。张志强认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从中华文明长期历史实践中提炼而出的，是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经验中总结而来的。中华文明蕴含的核心价值具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意涵。从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探索实践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途径、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演进中寻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破解世界之问、时代之问的中国方案的文明史根据。孙春晨认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层文化结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在全球层面形成价值共识和伦理共识。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伦理基础：和平与发展表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存伦理共识，公平与正义倡导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内达成新型国际关系伦理共识，民主与自由展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伦理共识。
党的二十大召开以后，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如何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方式，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研究的热点问题。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而作为时代精神表现形态之一的伦理学，对时代变化具有高度的敏感性。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活实践是伦理学理论和思想之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相互作用，使得中国社会的现实伦理和道德问题不断凸显，需要运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予以阐释，通过现实的人的道德实践寻找解决的有效路径。目前学者们对中国式现代化相关伦理议题和时代伦理主题的研究，已经展现了具有创新意义的学术成果，它们是构建中国自主伦理学知识体系的重要思想资料。但是，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关的伦理议题和时代的伦理主题，首先在内涵上是丰富多样的，有待进行更广泛和更细致的挖掘与开拓；其次，这些伦理议题和伦理主题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它们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需要持续推进对新的伦理议题和伦理主题的研究。伦理学者应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的伦理主题为学术己任，以探究中国之路、中国之治和中国之理中的伦理理论与观念为价值追求。中国式现代化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伦理之问，昭示着中国自主的伦理学知识体系的生成与发展必然具有时代性特征，而且必将推进中国伦理学新话语、新知识、新理论和新思想的出现。
三、关于伦理学基础理论的创新研究
在伦理学基础理论领域，近三年有一些重要的著作和论文贡献了较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其中，甘绍平的《自由伦理学》、李建华的《道德原理——道德学引论》和向玉乔的《道德记忆》是具有创新价值的代表性学术论著。
《自由伦理学》通过研究作为自由权利的道德思维的逻辑结构、以自由为基础的常人道德的基本尺度、个体自由与整体伦理、自由主体的伦理理性与伦理智慧、人的自主性尊严、个体自由与社会安全的伦理困境、市场自由的伦理限度、知识与自由的伦理关系、信息自决的双重表现、数字社会的隐私诉求、人工智能与人的自由、人类增强与开放的未来、代际义务与后代人的权利以及对逃避自由现象的伦理审视，阐释了自由作为伦理规范价值依归以及支撑文明社会道德架构的核心作用，揭示了自由与伦理的复杂关系。研究自由伦理学的重大意义在于，既从学理上回应了近代以来出现的自由为道德奠基的问题，又对创新伦理学基础理论和知识体系、回应现代社会生活领域的现实挑战具有指导价值。
《道德原理——道德学引论》在区分道德与伦理的基础上，提出“道德学”，以区别于学界通常使用的伦理学。这不是简单的名称改变，而是体现了作者对伦理学与“道德学”两个学科概念之差异性的一种理性判断，作者尝试使用“道德学”来修正“伦理学是研究道德问题的学问”这一传统共识。该著以道德运行的内在轨迹为依据，探究了道德存在、道德价值、道德内化、道德外释和道德演化五个环节的主要问题与一般规律，强调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变化就是这五个环节的螺旋式上升，质疑现代性中的道德线性发展理念，倡导道德适应主义的学术立场。作者虽然对道德与伦理做出了必要的区分，但并没有把二者截然对立，作为个体品性的道德与作为社会准则的伦理，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完全剥离的。
《道德记忆》阐释了一个新的伦理学概念，虽然关于记忆、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等学术概念以及“记忆社会框架”理论的研究已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但将记忆理论运用于伦理学研究进而道德记忆进入伦理学者的研究视野，还只是近几十年的事情。作者将道德记忆视为人类运用其记忆能力对自身特有的道德生活经历的记忆，它是连接人类道德生活的过去和现在的桥梁或纽带，是维持道德文化传统生命力的重要手段。人类将道德生活经历作为记忆的内容予以保留与传承，以确保道德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在文化人类学的视野中，诸如节日和仪式等节庆典礼对传统道德文化的展演实践以及日常生活中的习俗，都是道德记忆的呈现方式，对道德记忆的进一步深化研究，需要以跨学科的学术视野，综合运用伦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学科的知识和方法。
四、关于科技伦理治理的探究
当今的时代是科技改变社会发展形态和个人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的时代，科技创新带来的问题几乎都与伦理学相关。2022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将“伦理先行”作为科技伦理治理的第一要求，这就给伦理学者提出了探究科技创新伦理问题的时代课题。近三年来，科技伦理及其治理是伦理学研究的热门领域，学者们的研究大都围绕科技创新的伦理挑战与对策而展开。
一是深入分析科技创新带来的伦理挑战。孙伟平认为，智能科技构成了对人公开的或隐蔽的宰制，人正在沦为高速运转的智能社会系统的“附庸”和“奴隶”；各种智能系统不断取代人工作，“数字穷人”逐渐丧失劳动机会和价值，存在变得虚无和荒谬化；智能机器人的快速发展模糊了人机界限，对人的本质、人的主体地位等形成强烈的冲击，令“人是什么”和人机关系凸显为挑战哲学常识的时代难题。成素梅认为，社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所塑造的共享意识，颠覆了建立在所有权意识基础上的经济伦理假设；智能机器和人造能动者的广泛应用，对劳动伦理提出了挑战；算法等技术对人的无形劝导与操纵、人的身体技术化和精神技术化，对公平公正、自主自愿等原则的适应性提出了挑战。李伦等认为，技术理性通过其伦理表征引导人类的行为，主要表现为追求最大化力量和力量最大化的力量伦理、追求产出最大化和投入最小化的效率伦理、追求规则与目标一致性的计算伦理、追求永无止境增长的增长伦理，它们在给人类社会带来繁荣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和伦理风险。甘绍平讨论了数字化时代的隐私伦理问题。数字化方式在给人们带来生产与生活上极大便利的同时，也使得所有当事人的隐私在这一整个社会都裹挟于其中的全方位、全维度的信息数字化的过程中，极可能遭受到暴露与侵害。公民对国家保护个体隐私的呼吁，甚至催生出了一种所谓“保障对信息技术系统之可信性与完整性的基本权利”。
二是提出科技伦理治理的理论设想与实践对策。姚新中认为，伦理的传统性和特殊性必须与科技的现代性和普遍性相结合，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才能成为科技伦理治理的保障。科技伦理治理就是要强化科技与伦理的内在契合性，使越来越多的科技活动负载向善的价值，汇集在以马克思主义“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为核心的伦理体系之中。承认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反思科技活动的道德风险，以前瞻性的远见避免重犯类似的错误，以伦理来保障和引导新的科技活动，这是科技伦理治理的必要前提和基本内容。王国豫认为，中国哲学的和谐思想是面向未来的技术伦理学的重要理论资源。和谐与中庸相辅相成，和谐除了适度与考虑语境之外，还包含了兼顾不同价值主体的利益、主张和而不同与团结共生等含义。与基于个体主义、自由主义的技术哲学不同，基于“中庸之道”的技术哲学和技术伦理学是可以使人类摆脱技术困境的一条有效路径。段伟文提出，算法治理之道不能仅仅关注透明度和问责等一般性的科技伦理和法律治理框架，还应该从算法认知对伦理与政治的重新安排入手，探寻如何恰当运用技术赋予的权力构造一种可以让人们能够共处的生活方式，进而走出机器役使和社会驯化的困境，获得超越技术解决主义的足够智慧。
面对科技创新的伦理风险，在进行科技创新活动时，需要回答以下具有根本性意义的问题：在规划一项新的重大科技项目时，是以“防范原则”还是“先占原则”作为主要价值导向？在科技创新活动中，如何理解和实践“伦理先行”的原则？如何确定科技创新的伦理治理策略、如何制定科技创新的伦理治理具体方案？对科技创新来说，如果缺乏伦理学辩护和论证，就难以制定出引导科技发展的伦理原则和规范，更不可能对科技创新活动实施有效监管。开展科技伦理治理，需要对科技创新伦理问题进行前瞻性研究，打破科技创新“先做事，后讨论”的原有思路，唯有做到“伦理先行”，提出更有针对性的伦理标准和规范指南，推动科技创新相关领域的伦理立法，才能实现真正负责任的科技创新实践，并通过伦理与科技创新的内在融合和良性互动，实现科技创新与人类社会生活的协调发展。同时，由于科技创新引发的伦理问题具有横跨多学科领域的复杂性，对科技创新伦理问题的研究必须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科学家与人文社会科学学者需要协同合作，对科技创新伦理问题进行跨学科对话和协同研究。
作者：孙春晨，中国伦理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3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