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凤林：《权力与资本--中西政商关系的伦理视差》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3-9

ISBN：9787108076731 定价：69.00元

 

【内容简介】

本书在对权力与资本的概念内涵予以深入辨析的基础上，揭示权力资本化和资本权力化的本质特征、内在机理和严重后果。既从国际视域的宏阔视角，仔细说明中西方相关问题的历史根由、发展脉络和阶段性特征，总结权力与资本彼此互动的深层运演逻辑和客观历史规律。又从历史大纵深的视角探赜索隐，对古今中国有关问题的特殊生成背景、复杂的历史谱系、个性化处理方式爬梳剔抉，特别是站在时代新高度，对数字经济条件下中西方权力与资本互动面临的伦理挑战予以全方位检审，进而从多重维度建构起中国特色权力与资本良性互动的伦理规则体系。

 

【作者简介】

靳凤林，清华大学哲学博士。现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班、地厅班、中青班核心课程主讲教员。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理论创新工程首席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兼任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北京伦理学会常务副会长，清华大学、武汉大学等多所大学兼职教授。曾荣获国家图书奖、全国党校系统首届党性教育精品课奖等30余项国家和省部级教学科研奖励。

主要从事政治伦理和比较伦理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先后主持和参与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和国家高端智库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的研究工作。出版《追求阶层正义：权力、资本、劳动的制度伦理考量》《祠堂与教堂:中西传统核心价值观比较研究》等专著、教材18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马克思主义研究》《哲学研究》等报刊发表论文200余篇，30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等权威刊物转载。

 

【目录】

导论  中西方权力与资本良性互动的伦理规则之比照
一、历史根性差异
二、商人精神之比照
三、制度结构比较及其伦理启示
第一章 权力与资本的概念界定及其人格化代表
一、权力的本质与权力阶层的古今结构
二、资本的本性与资本阶层的现代生成
第二章 资本阶层权力化的机遇、逻辑及危害
一、资本阶层权力化的机遇
二、资本阶层权力化的三重逻辑
三、资本扩张特性及道德危害
第三章 权力阶层资本化的诱因、机理及后果
一、什么诱发权力阶层资本化？
二、权力阶层资本化的发生机理
三、政治能力与经济调控能力的双重弱化
第四章 中国传统社会政商伦理关系的基本特征
一、“义”“公”与“调均”的价值追求
二、安全至上与控制分层
三、“政”与“商”的内在冲突
第五章 近代欧美国家政商伦理关系的现代特质
一、价值特质
二、多元制度伦理
三、规则伦理——以英国为例
第六章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政商伦理关系的历史流变
一、改革开放带来政商关系的复苏
二、20 世纪末政商关系的加速演变
三、21 世纪初面临的新挑战
第七章 数字经济对权力与资本关系的伦理挑战
一、权力与资本的交织与较量
二、权力资本互化和数字资本的道德合理性
三、数字经济对权力与资本的伦理挑战及其应对
第八章 科学建构权力与资本良性互动的伦理规则体系
一、权力与资本的亲不逾矩
二、权力与资本的清不疏远
三、权力与资本的双向畅通
参考文献
后记

 

【选摘】

数字经济视域下的权力与资本关系发生了变化：作为数字经济核心生产要素的数据和技术突破了时空限制，具有强大的扩张优势，数字寡头先入为主，成为巨型科技垄断企业，妨碍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对社会的支配和控制权增大；数字基础设施及其数字公共品虽具有公共特征，但主要由私人企业主导，资本侵入社会公共领域，损害公民权利，影响着公共领域的民主潜能，部分政府公权力对资本的侵入和扩张不敏感，监管被悬置，公民的社会权益无法得到保护；法律制度具有相对的保守性、滞后性、稳定性，不能有效约束高速运转的数字资本。因此，需要结合典型案例，分析数字经济下的权力与资本关系究竟发生了哪些改变，进而为探究数字经济对权力与资本关系的伦理挑战提供实践支撑。

权力资本化表现为政治权力寻求一种有助于权力增殖的资本支撑，政府借维护公共利益之名将权力的公共价值套现为特殊的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多依靠数字资本与政府公共权力的“合谋”来实现。基于“公共性”的权力资本化，由于数字资本活跃于公共服务领域，政府与企业可以很容易地共同参与数字化发展进程中，少数特权者借助地区数字化优势变现经济财富；基于“媒介”的权力资本化，在某些西方国家，政客们会借助数字化媒介对公众的意志和态度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基于“霸权”的权力资本化，在全球视域下，数字资本成为西方某些发达国家对外掠夺、操纵他国舆论、扩大本国影响力、掌控规则制定的重要途径之一。

 

基于“公共性”的权力资本化

 

通过以上对数字企业的分析可以看出，数字企业涉及的业务通常与政府公共事务存在重合，政府可以借助数字资本的公共性特征，助力资本增殖。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带动着区域经济发展，而且作为一种可以充当公共服务的重要载体，为通过政治权力变现经济财富而实现权力增殖的过程提供了便利。
对于政府来说，地方政府发挥着地方经济决策总部署的功能，为获得辖区经济发展政绩，往往会抓住这样的数字化发展机遇，借监管暂时悬置的“东风”，通过一系列的变通策略，让地方上的市场经济主体规避、利用和悬置正式的规章制度 。虽然这种方式起初会助力数字企业迅速发展壮大，但也同样加剧了国家、社会、市场之间相互缠绕的关系，这也是造成政商关系腐化的诱因之一。对于企业来说，地方政府虽然有时是一个障碍，但也会成为有价值的资助、合同或其他利益的潜在来源。例如，优步所经营的业务与政府公共事务存在重合，地方政府可以通过与优步公司的“合谋”，将政治权力变现经济财富。一般来说，与优步类似的数字企业所参与的领域中（如交通、
住房等公共领域），地方政府的权力往往处于顶峰，企业在结构上权力有限，必须通过政府的允许和介入达成自己的目标。优步公司可以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且作为一种可以充当公共服务的重要载体，地方政府可以利用优步实现公共服务的改善和优化。优步通过接触当地监管机构，通常在有关竞争监管和市场进入的问题中与政府合作，可以避免未来在公共事务方面的挑战和冲突，但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少数特权者能够利用国家资源从这些企业中获得经济利益。

可见，数字经济的发展为特定地区的少数有特权者创造了获得超额收入的机会，大型数字企业为了垄断市场，必须从这些关系的建立和维护中获得更大行业份额和发展优势，政府中一些禁不住利益诱惑的监管者也会借助数字资本的“公共性”特征，“公器私用”“靠网吃网”，将权力的公共价值套现为个人利益。